盛洪:為什么法治是“一階宏觀政策”?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5248 次 更新時間:2019-12-29 23:15:21

進入專題: 市場制度   民營企業   法治  

盛洪  

  

   對于目前中國經濟的下行,有許多關于宏觀政策的討論。這些討論多以宏觀經濟學為基礎,提出各種有關宏觀政策及其手段的建議。然而,如果我們注意到宏觀經濟學是建立在市場制度假設之上的,我們就會知道,如果市場制度及其前提不被保證,宏觀經濟學就是建立在沙灘上的,以宏觀經濟學為基礎的討論就沒有任何意義。

  

   比如,市場制度是建立在產權制度基礎之上的,如果產權不受保護,市場制度就是無效的。因為市場的核心規則就是競爭規則,經濟學已經證明,沒有產權的競爭是無效率的。我曾援引張五常教授的研究,他發現在沒有產權界定的漁場中,捕魚者可以隨便進入,但隨著進入人數的增多,捕魚者的租值(捕魚收入高于社會平均工資的部分)會減至零。他在《佃農理論》中評論臺灣的“三七五”減租時說,如果地主減少的租金并不排他地轉移給特定的佃農,佃農們可以自由競爭減租帶來的利益,租值會在競爭中耗散。在“合約結構及非排他性資源理論” 一文中,張五常教授總結說,一個有界的資源,如果沒有排他性產權,人們會自由進入以競爭這一資源所帶來的租值,直到租值消散為零(Steven Cheung,1970)。

  

   當然,在具體的情境中,產權狀態并不是要么100%的受到保護,要么沒有保護,而多是處于中間狀態。我曾用這樣的理論分析過中國的國有企業的產權,發現這是一個又有某種在一定時間內的排他性,又不能永遠保持,局外人總想進來爭奪的“產權”。由此演化出國有企業現有組織制度及其復雜曲折的高管策略和悲劇結局。這種理論也適用于民營企業,只不過具體情形不同。民營企業面臨的產權問題,首先是安全性問題。這既指產權的安全,也指人身的安全。例如,民營企業家會突然身陷囹圄,財產被低價“拍賣”,如吳英;甚至還會在沒有經過法律正當程序的情況下丟失性命,如曾成杰;會無端被關進大牢,12年后被宣判無罪,卻痛失市場發展良機和大好壯年時光,如張文中;還有其他知名的企業家如顧雛軍、牟其中等。

  

   更普遍的是不知名的企業及企業家。總結起來,有幾個方面。第一是不經法律正當程序,企業家被抓捕,企業被迫停止運營,或企業財產被強制低價“拍賣”;第二是,企業財產被政府行政部門強制性收繳;第三是各個行政部門違反《憲法》和《立法法》,僭越立法權,制定嚴苛的管制條例,全方位地對企業吹毛求疵,小過重罰;第四是政府行政部門改變政策,就完全否認與之不符的民營企業已經投資而享有的產權,否認政府先前的決定和承諾;第五是地方政府在以優惠政策吸引企業投資以后,看到更有利可圖的機會而反悔,且不承擔違約賠償責任,或者以極低的“補償”毀約;第六是搞運動式執法,實際上是用非專業的詞匯模糊法律邊界,并因此借口而不遵循法律正當程序,上級規定運動指標,下級政府為達到指標,不惜冤屈企業家、關閉企業。

  

   近年來已經發生的對企業家產權和人身傷害的案例有增無減,對民營企業造成重大打擊且無法挽回。而更嚴重的是,這些傷害的事實形成了民營企業家們的普遍看法,即他們的安全沒有保障,進而形成對資產的貶值預期。一個資產的價值,不僅在于它的物理特性和使用價值,而且還在于它的安全性。同樣的物質資產,安全性不同,其市場價值可以有很大差異。假定有一個企業,它的年均凈利潤為1000萬元,按10%的凈資產收益率,可反推它的凈資產或股東權益為10000萬元;按4%的貼現率,其市場價值約為25000萬元;按5%的銷售凈利率,它的銷售額約為20000萬元。如果這個企業的產權的安全得不到法律的保證,可能有30%的概率會喪失,那么這個企業的市場價值就會貶損30%,約為7500萬元。如果這時立法機關將增值稅減低三個百分點,則會給這個企業減少約520萬元的成本;如果中央銀行降低基礎利率一個百分點,且如果該企業的貸款額為10000萬元,則可減少100萬元的利息成本。不過,對于安全度下降而帶來的資產價值貶損的7500萬元來說,620萬不到其1/10。一個理性人,他會為這區區620萬元而受到激勵,繼續生產或增加投資,而無視7500萬元的損失嗎?

  

   所以產權和人身安全是宏觀經濟的一階變量,而稅率和利率則是二階變量。所謂“一階”、“二階”,是借用了數學概念。直觀地,距離對時間的一階導數就是速度,二階導數就是加速度。從絕對數值角度看,二階導數值比一階導數值小得多,約為后者的1/100~1/10。如果百米賽跑的速度是10米/秒,則沖刺時的加速度是0.5米/秒左右。一階變量確定基本趨勢,二階變量只是在此基礎上的增減。因而一階變量對事物有明顯影響時,二階變量可以忽略不計。只有當一階變量適宜而穩定,二階變量的作用才能突顯出來。用來比喻經濟變量,如果民營企業的人權和產權安全沒有明顯改善,則所有以西方宏觀經濟學為基礎的宏觀政策變量就不會有什么用。如果對一個病危的人說“白菜降價了”,不會對他的健康有什么幫助。

  

   這已為今年以來的現實所證明。從“兩會”開始,中國政府推行了較大規模的減稅。制造業的增值稅減了三個百分點,交通運輸及建筑業等降低了一個百分點,加上減少的其它費用,政府稱共約減少了兩萬億的稅費負擔。然而,中國經濟增長仍不見起色。雖然國家統計局稱今年前三季度GDP增長了6.2%;但克強指數只有3.8%。(注:2019年1月~10月克強指數估計:貨物周轉量增長率,5.4%(權重25%);貨幣供給(M1)增長率,3.3%(權重35%);發電量增長率,3.1%(40%)。克強指數為3.8%。)且由于國家統計局公布的通脹率約為3.8%,所以實際的經濟增長率約為零。具體看汽車和房地產這兩項昂貴商品的情況。據國家統計局,商品房現房銷售額今年10月同比下降10.6%,銷售面積下降了20.4%,這種下降趨勢從去年2月開始已經持續了21個月了;反映經濟活躍程度的商業營業用房銷售額則下降了13%。而汽車產量從2018年7月開始已同比持續下降了22個月。到2019年10月,累計同比增長率為-14.8%。商品房和汽車這兩項商品不僅以其價格昂貴而成為標志性產品,而且以其綜合性和波及效應而影響經濟的全局。

  

  

   當然,我們也仍應看到,政府承諾的減稅并沒有真正到位。據財政部,到今年10月,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增長了3.8%,與克強指數相近;如果剔除通脹因素,則為零增長,仍與我們上面估計的全國經濟增長持平。這意味著宏觀稅率并沒有減少。如果考慮到政府性基金收入同比增長了8.7%;又考慮到政府支出仍居高不下,一般財政預算支出增長了8.7%,而政府性基金支出增長了22.6%,就會知道,政府支配資源占國民收入的比重仍然上升了。由此擴大的赤字,則需要發行政府債券或增發貨幣(即通脹政策)加以彌補。而根據“李嘉圖等價”,發行的政府債券相當于增加后代人的稅負,通貨膨脹則直接是對民眾征稅,仍代表了政府占用資源比重的增加。盡管如此,政府減稅仍是一個正面因素,因為這至少在短期內阻遏了宏觀稅率持續上漲的趨勢。中央政府也意識到今年年初的減稅還不足以阻止經濟的持續低迷,李克強先生提出還要繼續大規模減稅。

  

   繼續減稅固然是好事,但正如前面所說,減稅不過是二階宏觀政策,并不能改變中國經濟現在的基本趨勢。一個最重要的現象就是在政府高調宣布大規模減稅的同時,中國投資總額變為負增長,且持續下滑。據大成企業研究院,到2019年9月,全國投資增長率已為負的4.6%,其中民營企業的投資增長率則為負的12.2%。這明確表明,即使中央政府力圖推動經濟增長,但人們對前景缺乏信心,尤其是民營企業家,他們并不主要對宏觀政策沒有信心,更重要的是對他們的產權和人身安全沒有信心。

  

  

   這種判斷有很多證據支持。在《中國民營企業生存發展環境指數報告(2016/2017)》中,對人身安全和財產安全的評分分別為10分制的7.75和7.32,其含義是說,企業家們認為他們有22.5%的概率會有人身安全危險,26.8%的概率會有財產安全危險。考慮到人身安全危險的傷害遠大于財產安全危險,且沒有人身安全就更沒有財產安全,我在前面信手假定財產不安全的概率約為30%,還是比較保守的。據一個長期觀察和研究民營企業的專家判斷,到2019年,民營企業的安全問題不是改善了,而是惡化了。

  

圖4 全國民營企業生存發展環境指數分項得分(2016-2017

資料來源:中國企業家研究中心課題組,《中國民營企業生存發展環境指數報告(2016/2017)》,2017。

  

   既然有危險,就會有避免危險的行動。企業家感到不安全可能采取的行動,就是投資和移民海外。一個擁有市值2.5億元的企業的企業家,如果估計到其產權有30%的概率會被侵奪,就愿意以至多7500萬元的成本將資產轉移。當然擁有更大市值的企業就更有動力和能力轉移資產。在上述報告中,浙江省被訪企業家有57%的人已經或準備移民海外,江蘇省為52%,四川省為27%。去年以來,這一移民海外的浪潮更為洶涌。據AfrAsia Bank和New World Wealth,2018年有1.5萬中國富豪移民,同比增長50%,居全球第一。據胡潤研究院,2018年7月至2019年9月30日,胡潤排行榜前三十名富豪共套現918.5億元人民幣,為歷年最多。這也可以從民營企業的對外投資的快速增長中看出。據《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2006年,非國有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的存量中僅占有19%的份額,而到了2018年這一比重已高達52%(商務部等,2007~2019)。這其中當然包含著民營企業家的商業計算,但毋庸質疑,他們的商業計算中包含了資產安全的考慮。

  

而造成民營企業家的人身和財產不安全的主要原因,是中國的法治環境還是很差。在上面“民營企業生存發展環境指數分項得分(2016~2017)”中,“司法公正”僅得分4.(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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