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鳴奮:人工智能與文學創作的對接、滲透與比較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36 次 更新時間:2019-11-14 07:38:28

進入專題: 人工智能     文學創作     人為進化     符號人工智能  

黃鳴奮  

   內容提要:人工智能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發展,先后形成了符號人工智能、行為人工智能和社會人工智能等形態。它們可以在系統的意義上與分別作為言語活動、情感表達和現實模仿的文學創作對接。目前,在實踐的意義上,人工智能正逐漸滲透到文學創作的社會層面、產品層面、運營層面,扮演原先由人類擔當的多種角色,因而給文學發展帶來新的機遇和挑戰;在理論的意義上,人工智能所具備的人工性、類智性、似能性,可以和文學創作的文化性、創造性、作用性進行比較。它們之間的互動是人為進化的縮影。

   關 鍵 詞:人工智能  文學創作  人為進化  符號人工智能  行為人工智能  社會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作為計算機科學的分支興起于20世紀中葉,它迅速成為科幻文藝的熱門話題,并逐漸進入工業生產、太空探索和社會管理等實際應用領域。盡管如此,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公眾覺得它離自己的現實生活相當遠。近年來,這種觀念由于智能網的普及、智能服務機器人的崛起、智能計算機在對弈中打敗人類頂尖棋手等重大事件而遭受到巨大沖擊。社會輿論轉而關注人工智能是否會在不遠的將來讓人們從許多行業下崗(包括讓作家失業),甚至將整個人類擠出歷史舞臺。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人工智能與文學創作的關系成為文藝理論研究的重要議題。本文試圖闡述人工智能與文學創作系統對接的過程,分析人工智能在文學創作領域所扮演的角色,進而比較人工智能與文學創作各自的特性,對其未來加以展望。

  

   一、人工智能和文學創作的系統對接

  

   智能本身是一個相對模糊的概念。它可能側重于作為思維特征的智力,也可能側重于作為身體素質的能力,還可能側重于作為物種標志的意識。與上述三種不同理解相對應,人工智能形成了符號系統、行為系統和社會系統的分化。所謂“文學創作”至少包含三種可能的意義,即言語活動、情思表達和現實模仿。在第一種意義上,文學是指語言藝術,文學創作是通過言語活動所進行的創造;在第二種意義上,文學是指心理的體驗,文學創作是內在情思的外在表現;在第三種意義上,文學是指現實的寫照,文學創作是對社會生活的反映。基于上述認識,我們可以將人工智能與文學創作的關系區分為三個層面:一是作為符號系統的人工智能與作為言語活動的文學創作的關系;二是作為行為系統的人工智能和作為情思表達的文學創作的關系;三是作為社會系統的人工智能和作為現實模仿的文學創作的關系。

   1.符號人工智能與作為言語活動的文學創作對接

   至遲在20世紀中葉,科幻作家已經對人工智能進行了大膽的猜測,雖然還未使用這一術語。例如,1942年,美國作家海因萊恩在科幻小說《沃爾多》中描寫一個殘廢了的科學家建造機器人沃爾多以增強他有限的能力。在通電的情況下,沃爾多會創造動畫。美國作家馮內果的小說EPICAC(1950)設想由計算機代人寫情書。在這一過程中,它愛上了收信人帕特,后因這種愛無法獲得回報而自毀。大約與此同時,計算機科學家也在思考和人工智能相關的問題,例如,英國的圖靈寫了《計算機器與智能》一文,預見到計算機可以用來解決任何可計算的問題,并通過有關人機對話的設想啟發程序員將設計思路擴展到媒體領域(1950)。①1952年,英國計算機科學家斯特雷奇開發出情書生成器。它運行于費蘭蒂·馬克1號計算機,可以運用定義好的詞語和格式自動寫作情書。②

   作為計算機科學的人工智能是1956年正式出現的。該領域早期研究者對智慧來源的認識存在重大分歧。有些人認為智慧源于諸多獨立行為體之間的相互作用,因此致力于建構涌現模型;另一些人認為智慧源于形式化的規則,因此致力于建構信息處理模型。由于當時主流計算機是串行式的,在同一時間內只能處理一項運算,因此,涌現模型缺乏技術上的必要支持。在這樣的背景下,人工智能領域自20世紀60年代之后普遍將信息處理模型當成研究重點。這一派被稱為“古典人工智能”或“符號人工智能”。在其影響下開發出來的某些計算機程序已經具備某種類似于文學創作的功能,1963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懷申鮑姆所開發的伊萊扎(Eliza)就是如此。它得名于英國作家蕭伯納劇本《皮格馬瑞翁》的女主人公,能夠像心理醫生那樣與用戶對話,所記錄下來的文本有幾分像戲劇臺詞。類似程序以“聊天蟲”(Chatter)著稱,比較知名的還有精神分析學家科爾比開發的佩里(Perry,1972)等。

   作為符號系統的人工智能被引進文學領域,凸顯了文學形式的價值。從理論上說,任何文學都是由一定語音或詞匯構成的,任何文學作品都潛在地包含于這些基本單位的排列組合之中。英國作家斯威夫特的小說《格列佛游記》(1726)已經接觸到這一點。它描寫一位教授組織學生利用隨機生成法進行寫作,洋洋自得地夸耀說利用這種方法可以讓最無知的人也能不借助于天才或學力寫出關于哲學、詩歌、政治、法律、數學與神學的書來。③人工智能不僅比人腦更有可能窮盡(至少是更有條件探索)上述排列組合,而且可以將一定的審美標準作為過濾器加以設置,自動從相對無意義的排列組合中篩選出相對有意義的“類作品”。這樣的文學生產屬于審美計算范疇。如果將上述過程當成文學生產(或文學形式的生產),那么,人工智能已經達到遠非人類作家所能比擬的生產速度,雖然其“作品”還未必達到可以和人類作家相比的質量,更準確地說,是還未能躋身將人類經典作為圭臬或楷模的精神產品的行列。人工智能創作成果的經典化,目前還需要人為推動,不論從程序設計還是文本篩選的角度看都是如此。

   2.行為人工智能與作為情感表達的文學創作對接

   國際商業機器公司格利克斯坦《21世紀計算機將真的思考?》(1992)一文強調頓悟的重要性,他認為當時計算機和程序所缺的是以下三點:一是真正的多維建模和相互交流。人工智能實體必須擁有創造(而不只是分析)多維環境模型的能力,這種建模依靠的是傳感器、處理器和效應器通過多維頻道的彼此聯系。二是自我組織的嵌入軟/硬件。人工智能實體的軟件和硬件必須是一個,不可分割。否則的話,只能說是仿真。而且,上述系統在某種水平上必須是自我組織的,否則的話,它只是設計者與程序員的擴展。三是傳感器、處理器與效應器的無縫結合。人工智能實體必須和環境建立真正有意義的聯系,這種意義不只是對人而言,而是對人工智能實體本身。④他的看法代表了人工智能研究所發生的深刻轉變,亦即行為人工智能逐漸取代古典人工智能。美國科學家馬蒂爾斯對二者的區分做過明確的論述。他認為:“古典人工智能關心建構心靈,而非完整的代理。這一研究項目的組成,是將心靈的不同能力(即推理、記憶、語言運用等)加以分離,并建構發揮分離中的能力的理論與系統。據信,這些無實體的心靈碎片將被組裝在一起以形成完整的‘人’,這種集成付諸未來。行為人工智能則追求建構可在復雜環境中運作的完整的代理(而非心靈或心靈碎片)。”⑤

   與古典人工智能相比,行為人工智能相對強調具身性。它因為智能機器人勃興而廣為人知,其特點是能夠以身體的形態存在于物理環境中,并與之進行互動,而不是像作為符號系統的古典人工智能那樣僅僅存在于信息空間。不過,與人類相比,現階段的智能機器人可以說僅有機械性的身體,而沒有內在的體驗。現階段的情感計算主要關注如何賦予計算機識別、理解、表達和適應人的情感的能力,而不是使計算機產生基于其自身需要的心理體驗。我們即使將現階段情感計算的成果做成芯片、嵌入智能機器人的控制系統中,智能機器人仍然只是沒有自身需要的“它們”,而不是根據自身需要而行動的“他們”。當然,從人類的立場看,這樣的“他們”未必受歡迎。這是另一個問題。

   行為人工智能一旦被引入文學領域,文學內容的重要性便相對清晰地顯示出來。人類之所以產生文學創作的沖動,不僅是由于我們通過心靈去感受自身需要與環境的關系,而且是由于我們以身體的形態存在于環境中。因此,劉勰說:“是以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沉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⑥換言之,人類文學不只是語言符號有規律的排列組合,而且是情感的表達,這是以基于身體的心理體驗為前提的。在這一意義上,情感計算不應只是對人的情感活動(特別是表情)的識別和判定,而且應當包括智能體自身的情感生成。為了做到這一點,人工智能首先必須具備身體,而且,這種身體應當具有功能相對齊全的分析器、處理器和效應器,能夠像人的感官、大腦和肢體那樣整合內外部信號,并產生對內外部關系的體驗。這種體驗正是情感的來源。

   必須看到,符號人工智能與行為人工智能雖然彼此有別,但仍有統一的基礎;在文學創作領域正是如此。我國古典文論將“詩言志”作為開山綱領。⑦不妨將這一命題中“詩”當成文學的代表,“言”是言語,“志”是情感。西晉陸機說:“詩緣情而綺靡。”⑧“緣情”是情感的表達,“綺靡”是語言的美妙。如果人工智能既運用審美計算的成果使文本在語言上臻于美妙,同時又運用情感計算的成果使文本在內容上包含了切身的體驗,那么,這類文本完全有資格被當成作品看待。當下學術界非議人工智能寫出的詩歌不夠地道時,經常說它們缺乏感情(并非真情之流露)。其實,完全有條件設計某種可將內在體驗賦予人工智能的架構(關鍵是區分內外部刺激再予以整合)。真正的難題在于:人工智能一旦有了情感,其與人類的關系可能就完全改變了(至少是增加了許多變數)。它既可能依戀人、熱愛人,也可能迎合人或妒忌人,甚至討厭人、痛恨人。這些變化對于文學創作或許是幸事,對于人類生存和發展卻未必如此。科學家有必要為了讓人工智能寫出基于真情實感的文學作品而使整個人類冒無法預計的風險嗎?這是價值導向的根本問題。

   3.社會人工智能與作為現實模仿的文學創作對接

   作為社會系統的人工智能是以多智能體為基礎發展起來的。其特點是多個智能體彼此共享信息、相互作用,甚至協作完成任務。業界致力于開發社會智能體,目的不是取代社會智能本身,而是讓智能體給人以社會智能的印象。它們具備日常生活知識,讓用戶覺得信以為真。⑨美國學者森格斯認為智能體的行為應該是從敘事上可理解的。他指出:古典人工智能不重視環境的作用,行為人工智能注意到物理環境的影響,自己所倡導的“社會情境化人工智能”則主張社會文化環境是智能體有價值的資源。我們將后者簡稱為“社會人工智能”。

   在一定意義上,21世紀初嶄露頭角的社會人工智能是20世紀中葉被埋沒的涌現模型的復興。對其要旨,可以參閱荷蘭學者范·埃森等人的論文《非中心化交互性環境設計方法》(2009)。作者認為:非中心化系統由若干(相同或有別)要素(包括對象、手段或代理)組成。它們可以根據基本規則相互作用(即交流、協調、議定),并和其共同環境互動。將它們組織在一起,形成了系統,從而顯示出單一要素永遠無法實現的整體功能性(或達到某一目標)。從交互動態中涌現的行為被稱為涌現行為。整體行為不是可以作為局部行為的總和或功能而預測的。在大自然中,涌現行為不僅見于蟻群、蜂群、鳥群、魚群,而且見于心率、大腦節率及交通、經濟等大型文化系統。構成其基礎的機制有自我組織、聚類與協調等。所要求的條件有:數量相對較大、彼此多少有些相似的智能體,變化域(如積累、信息素追蹤等),多重的、強化的交互,反饋回路,一定數量的隨機性,等等。⑩這方面的開發已經取得了一定進展。(11)

人工智能一旦作為社會系統被引入文學領域,文學作為人學在生態或進化意義上的價值便相對鮮明地獲得顯現。文學創作不只是個別詩人、小說家、散文家或劇作家的匠心獨運,而且是人類精神生產的一個分支、創意產業的一個鏈條、知識產權的一種賦值。(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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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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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社會科學戰線》2018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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