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喆 丁妍:黨派紛爭與1916年孫中山的革命債務償還問題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428 次 更新時間:2019-11-14 07:32:01

進入專題: 孫中山     中華革命黨  

陳喆   丁妍  

   內容提要:1916年6月6日,袁世凱病死。對中華革命黨而言,政權雖未得手,但武裝討袁活動已失法理依據。為籌備起義而欠下的巨額債務如何償還,成為一個棘手的問題。如果不予以重視,則勢必有失信譽,日后恐難再得華僑支持,故必須有所表態。但隨著國會復開,黨爭再起。脫胎于進步黨的研究系遂利用旗下報紙就孫中山向北京政府索償革命債務一事大做文章,名為質問政府,實則意在將此事公諸于眾,以敗壞孫中山及中華革命黨的社會聲譽,使之難以整合原國民黨形成對抗研究系的黨派勢力。

   關 鍵 詞:債務  孫中山  中華革命黨  研究系  黨派紛爭

  

   二次革命失敗后,孫中山流亡日本繼續策劃武裝討袁。云貴起兵后,中華革命黨亦加快步伐,試圖在長江中下游地區和山東等地發動武裝起義,以便搶在護國軍之前奪取政權。潛伏的革命黨人大量聚集于漢口、上海等地,經費則多募自海外華僑。如果革命黨人武力討袁成功,并在護國軍之前奪取政權,自可由新政府設法向華僑償還債務。然而,未待革命黨人成功起事,袁世凱卻于1916年6月6日患病身死。不論黎元洪依舊約法繼任總統,還是按新約法代理職務,討袁運動頓失斗爭對象,武裝起義更無法理依據。孫中山也自此開始了將近一年的閑居生活。討袁活動因袁世凱取消帝制并自然死亡,故目的已達。但中華革命黨并未掌握政權,因此對孫中山而言,此次革命亦難稱得上成功。而為討袁革命借貸的債務如何償還卻成為非常棘手的問題。革命過程轟轟烈烈,自然備受學界關注,但革命的善后問題,則因缺乏精彩情節而難以吸引研究者的眼球。同樣,學界對孫中山的關注,亦側重于與重大歷史事件的關系,而其賦閑期間的活動,則成為了研究的薄弱環節。①本文擬以報刊和檔案材料為基礎,通過護國戰爭后中華革命黨的債務償還問題,揭示護國戰爭和護法戰爭之間看似平靜的表象下涌動的暗流。

  

   一、債務問題的由來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凱宣布次年建元洪憲,準備稱帝。25日,蔡鍔等在云南通電起兵,拉開了護國戰爭的序幕。中華革命黨亦加緊在長江中下游地區的活動,以圖盡早組織起自己的武裝力量奪取政權。然而,不論是購置軍械,策反軍隊,組織起義,都需要大量金錢支持。對于沒有實際控制區域的中華革命黨而言,捐款和借款幾乎成為僅有的經費來源。孫中山一方面與日方交涉,以出讓利權作為交換條件尋求支持②,另一方面加緊海外支部建設,以葉獨醒為總勸募員,③積極向華僑籌款。南洋和美洲各地的款項經由中華革命黨在日本的總部匯入國內支持革命活動。1916年5月1日,孫中山自日本回到上海主持革命活動。6月6日,袁世凱患病身亡。13日,孫中山致電福建革命軍,告知袁世凱死,時局一變,有和平之希望。要求“已占領地方,倘人不來攻,我宜按兵勿動,維持秩序。未舉兵者,宜停止進行”。政治問題,等與黎元洪商議后解決。④又致電山東吳大洲、薄子明,告知袁世凱死,國內外形勢變化,建議按兵不動,維持地方秩序,等候與黎元洪協商解決。⑤

   袁世凱的自然死亡,讓中華革命黨的處境非常被動。募自海外華僑的經費主要以發售債券的形式換取,言下之意將來革命成功后應予償還。債務問題如果不能妥善處理,不僅有損于孫中山本人在中華革命黨中的信譽和聲望,更不利于革命事業的前景,因此必須認真對待。孫中山于8月8日致函唐紹儀,請代呈政府發還討袁借款,其中提到日債共100萬元,海外各埠華僑借款170萬元。⑥由北京政府代償中華革命黨的討袁借款,于法于理是否有據可循,自是一個問題。而以北京政府當時的財政狀況,是否有能力償還,則又是一個問題。對于政府的財政情況,孫中山應當心知肚明。9月2日,他在答復郭標的信函中指出:“今大局粗安,對于華僑所捐軍餉,應由文提議于政府,請求償還,以示獎勸,刻已派定廖君仲愷日問晉京交涉此事。至于政府,財政鄰于破產,而借款之難,較第一次革命后為甚,則允償與否,及何時能償,尚難預料。”⑦10月13日,在致全國同志函中,他概括了六月以來中華革命黨的活動目標和辦事大略。其中第二條提到要求償還華僑債券,指出中央財政“支絀萬分,前以五百萬之日本借款,幾釀政變,恐無余力償吾黨歷年之巨款,現仍在交涉中”。如果此項借款不能立刻收回,則計劃“以別種優越之權利相代,俾吾黨僑友不至虧折”。⑧盡管未對政府償還討袁軍事債務問題抱有很大希望,孫中山依然下令整理票據做好應對準備,并于9月14日函囑鄧澤如結清荷屬各埠革命軍債,并指示收回的債券當匯存一處,候機會設法寄回。債券數目也要及時結清,以免造成償還時的麻煩。又為清理公債事致函各支分部長、籌餉局長,告知委任鄧澤如清理債券收據數目。⑨10月19日,再函鄧澤如,告知從前寄來清冊已經收到,并交財政部備案。萬一內閣會議拒絕撥款,則只能要求以四川河底機器淘金權作抵押。⑩

  

   二、輿論嘩然的革命債務問題

  

   國會重開之后,黨爭復起。在會場上中唇槍舌戰黨同伐異的同時,各派也紛紛利用手中掌握的報紙揭露對方的“陰謀”。孫中山索取償還一事,也隨之被公諸于眾,一時輿論嘩然。

   1916年11月30日,《時事新報》刊發29日收到的北京消息,謂“盛傳孫中山、岑春煊、唐紹儀將入京組織大政黨。據個中人云,費由元首負擔”。(11)同日,《申報》刊載消息,稱孫中山向政府索還革命用款,要求280萬元。29日國務員有力主照撥者,提案得通過。此外,鈕永建索款90萬,譚人鳳索款70萬,正在交涉籌議之中。(12)12月5日,該報又轉載《字林西報》消息,透露政府擬向美國借款,孫中山索償的債務也將從中撥付。12月2日,《時事新報》又刊11月30日收到的消息,謂孫中山索款280萬,政府雖然已經承諾,但無現款可撥。孫中山的代表謂政府只須與一憑據,認彼為債券者,何時交款均可。又稱有人就孫中山索款事面詢段祺瑞,段稱國務會議無所謂通過,但也沒有不給之意,不過須過問用途。且據財政總長陳錦濤說,“錢是有,在這里,茍允,照數立即可撥”。(13)12月4日,《新聞報》在分析了時下“民黨”各派力量的分化組合后,也稱“聞組織政黨之經費已籌到百萬元,此項經費系出諸某某保險公司。外聞孫中山要求政府給予二百余萬為解散中華革命黨經費,所謂造黨經費即出于此。”(14)

   就各報所載,孫中山請政府償還革命借款280萬,閣議照撥一說,上海《民國日報》于12月3日刊載《償還孫中山先生革命用款之真相》一文,指出國務會議同意照撥實屬誤傳。并稱中華革命黨討袁經費多貸自日本友人和南洋各富商。現國事大定,債主紛紛索償。既然革命黨的討袁經費與其它義師經費性質與目的相同,則斷不能視為私人債務。各報所載情況亦大體如此,惟閣議照撥一說,并非事實。國務會議雖然同意清償,但仍需詳細審查。孫中山近日正在檢齊冊藉,準備匯送政府。至于何時撥款、撥付多少,則尚無明確日期。而關于孫中山向政府索巨款辦政黨一說更是奇談。(15)顯然,索款一事及索款數額事實鐵定,孫中山想要澄清的只是索款用途和交涉進展情況,更希望撇清索款與組黨之間的關系。

   然而,即便索款一事與組黨無關,索款理由是否合理合法,依然是個問題。接下來幾日,《時事新報》連續發文,報道國會議員們對孫中山向北京政府索還革命借款理由是否正當的質疑。12月8日,該報刊載了兩篇國會議員的質問書。其一為議員郭章望、谷芝瑞、劉萬里、李垚年的質問。他們認為國家財政極度困難,而孫中山于討袁之役并無貢獻,因此索要革命債款純屬無理之要求,政府理宜嚴行拒絕,故就政府是否給付,款項從何支出等問題,依《臨時約法》第十九條提出質問,請政府于文到后五日內答復。其二為張坤、劉景烈、蒲殿俊、金濤、劉鴻慶等的質問。他們以國庫空虛、財政困難為由,質疑孫中山等索款的理由,并依據《臨時約法》第十九條第九項暨議院法四十條就政府有無撥付吳大洲等巨款,倘若已撥付若干,詳細帳目情況如何等提出質問。同時要求政府將中美借款的用途一并報告,以釋群疑。(16)12日,再刊眾議院王謝家提出的質問。王謝家指出國家財政已陷絕境,度支奇絀,庫空如洗,除忍痛求援助于外債外,別無他方。政府行政支出和中國銀行的匯兌都要指望即將談妥的美國借款來維持。而京外報紙又紛載革命黨各領袖以革命虧累為辭向政府索要巨款之事,據說已交國務會議討論,并得多數贊同,僅要求開明用途以便核銷而已。雖然報章傳聞未必可信,但王謝家仍決定向政府聲明立場,希望政府即日回復。(17)

   12日,《新聞報》刊登議員胡鄂公等二十人聯名依《臨時約法》第十七條第九項及議院法第四十條之規定,向提政府出的質問。胡鄂公等就孫中山索款和政府償還的合理性提出三點質疑。其一,孫中山已經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因此以平民身份向政府索款不合常軌。而且為革命之事奔走操勞遠不止孫中山一人,倘若“一人倡首,群起效尤,允之則何忍重國民之負擔,拒之則何以杜若輩之口實。”況且孫中山已派吳忠信領取了解散聚集于上海的革命黨人的費用,故已無理由繼續索要款項。其二,民國為共和國,首重法律。預算是法律之一,政府必須遵守。如果在預算之外擅支巨款,有違預算法案,必將紊亂財政規程。其三,此次中美借款,目的在于整頓金融,不可用于滿足個人欲求,否則“內不足以整飭金融,外不足以維持信用”。他還以“民國元年,比國借款任意支銷,外人至今引為口實”一事為教訓,提醒政府“年來募借外債,難于往昔,此后當更甚于今日。前車未遠,來軫方遒。”(18)

   12月15日,《時事新報》繼續刊發國會議員們質疑。此次提出質問的是滇籍議員李燮陽、杜成镕、嚴天駿等,他們認為護國首義發自云南邊瘠之區,軍興以后,按籍派捐,用兵半載,財盡民窮,因此他們質問政府究竟有沒有答應過給孫中山280萬?云南所請軍餉何以遲遲不發?聯署者還有虞廷愷、莫德惠三十余人。另有議員楊士鵬也提出質問。楊認為此次討袁戰爭,“李烈鈞首稱勇敢”,但其所請解散軍隊的費用不過40萬元。因此遣散軍隊之費,似宜按照李烈鈞的標準作為參考,方見舉兵討袁“以義始而不以利終”。但對于孫中山的請款,他認為數額過于巨大,且用途不明。楊士鵬提出了和李燮陽相似的看法,指出護國戰爭爆發很久之后,孫中山才潛蹤回滬,并無貢獻可言。人們只在報章上見過他的一篇討逆檄文,因此絕無要求政府賠償的理由。接著他又以財政、農商兩總長擅與興亞公司訂款500萬,但未經國會通過該約即為無效為例,指出“是凡關于國庫負擔違法之借款,政府不能擅主之。非法之索款,政府更何能擅予之?”報紙宣傳政府已經同意撥付孫中山的請款一說,楊士鵬認為,“諒孫文之賢,當不出此。如果非虛,政府嚴詞駁詰,未便私予通融。否則此款將取之何項借款?孫文用何名義來支?預算案內作何名目列入?”故此他依《臨時約法》第十九條提出質問書,請政府于文到后五日內答復。(19)

   17日《新聞報》轉《京報》消息,批評撥付革命補償款。消息稱就孫中山向政府索款一事,國務會議討論認為應當交財政部核辦,“而財政總長早已揚言,錢是有,在這里,說撥就撥。”但是“財部如何核辦,國務院尚未得一字報告。而財政總長以外之人,居然已有接洽撥款之事。”該報還稱,據確切消息中國銀行總裁徐恩元于一周前奉黎元洪面諭,已設法先籌60萬匯往上海,交孫中山手收。(20)21日,研究系控制下的《國民公報》也發表評論,認為“當此民生凋敝之秋,如斯耗費,恐怕民力耗盡而國亦非福”,指責孫中山等“號稱偉人者曾亦念及否”。(21)

12月30日,《申報》刊發議員艾慶鏞的質問。他說孫中山向政府要索巨款,據聞已密撥60萬元的說法,要求澄清事實,并指出“當此財政奇窘之時,(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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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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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 《廣東社會科學》 2018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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