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世功:批判法律理論的場域——從《秋菊打官司》看批判法律理論的轉向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330 次 更新時間:2019-11-13 21:58:48

進入專題: 秋菊打官司   法律多元主義   批判法律理論  

強世功 (進入專欄)  

  

   摘要:本文試圖將法學界圍繞《秋菊打官司》所形成的批判法律理論置于國際政治場域、國內體制改革的政治場域以及由此形成的中國文化思想場域中,通過學界對《秋菊打官司》的解讀,考察批判法律理論放棄了批判立場而走向妥協,并最終形成了古典禮法傳統、社會主義政法傳統和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法治傳統之間的綜合的深層原因。批判法律理論走向妥協和綜合,一方面由于中國體制改革帶來了政治場域變化,在強調法治的體制改革邏輯中,政黨的定位一度變得模糊不清,另一方面移植而來的西方法逐漸融入中國社會生活,這種“超前立法”推動了中國崛起。在這種背景下,中國法理學應當走出“帝國邊陲地帶”的思考,走出移植法與本土法對立的“轉型法律多元主義”理論,立足中華法系禮法互動的古典傳統,總結當代中國法治實踐中黨規與國法互動的經驗,探索新的法治發展道路。

  

   關鍵詞:秋菊打官司;法律多元主義;批判法律理論;通三統

  

一、問題的提出


   1979年,中國法學界展開的“人治”與“法治”關系大討論在某種意義上標志著當代中國法學理論的開端。從此,法學作為一門“知識”與法治作為一種“權力”運作的國家治理方式緊密結合在一起,在中國強勁崛起。若從更大政治場域看,當代法治興起受到中國在發展道路和地緣政治上擺脫蘇聯社會主義及其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轉向美英海洋世界,開始充分吸收西方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和法治要素。我們通常所說的“改革開放”實際上包含了兩部分內容,“改革”說的是發展道路選擇,“開放”說的是地緣政治空間的重新定向。因此,改革開放必然帶來以移植西方英美法律為特征的大規模變法運動,這場聲勢浩大的法律革命不僅沖擊著新中國成立以來形成的計劃經濟體制以及相關的國家治理方式,更重要的是全面瓦解了幾千年來中國傳統社會以農耕生活和熟人社會為基本特征的生活方式,由此引發傳統與現代、鄉村與城市、中國與西方的內在沖突和緊張。那么,如何理解發生在中國的這場法律革命?中國現代法治建設能不能從中國傳統社會的“本土資源”中汲取營養,從而走出一條不同于西方的法治現代化道路,并形成不同于西方的現代法治模式?可以說,當代中國的法理學的問題意識始終與中國的現代化發展道路以及人類文明的未來發展的思考緊密聯系在一起。

  

   中國法學界乃至知識界的主流思想無疑主張在“歷史終結”背景下,在地緣政治上轉向英美海洋世界,在發展道路上放棄探索自己的發展道路而完全移植西方法治乃至政治體制和文化思想。這種主流法學理論雖然有各種主張,但基本隱含在“法律現代化理論范式”之下。面對這種主流強勢話語,蘇力教授《變法,法治建設及其本土資源》一文,對這種法律現代化理論及其所推動的“變法模式”提出批判;1996年又發表《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爺的悲劇》一文(下稱“秋菊的困惑”),對法律現代化理論范式所支撐的普適主義的“權利法治論”進行了批判。其中,“秋菊的困惑”一文在法學界乃至公共輿論中產生巨大影響,引發法學界對《秋菊打官司》的持續討論,不僅在“法律與文學”理論中形成一個持續的研究傳統,甚至形成了批判法律理論,即對中國從英美西方世界移植而來的法治模式及其背后的法學理論展開批判。

  

   全面檢討法律批判理論在中國的變遷顯然是一項艱巨的學術任務,本文僅試圖考察其中的個案,即在法學界圍繞“秋菊打官司”討論所形成的批判法律理論傳統中,進一步考察這股批判法律理論思潮如何逐漸弱化其批判鋒芒,從批判走向妥協乃至最后走向綜合。要理解批判法律理論從批判走向綜合,就必須關注其背后“場域”的變化。換句話說,我們必須將過去二十多年來圍繞“秋菊打官司”產生的法學思考放在更大的政治場域和學術場域中來加以理解。就學術場域而言,我們必須關注中國學術界過去四十年來的思想演變;就政治場域而言,我們不僅要關注中國共產黨的體制改革和執政理念轉型,而且要關注中國崛起引發的國際體系的變化。批判法律運動從批判走向綜合恰恰反映了這兩個更大場域的互動和演變。

  

二、“法盲法理學”的困境:學術場域的左右之爭


   在“秋菊的困惑”一文中,蘇力基于中國傳統鄉村社會習慣法對西方移植而來的國家法展開批判。在此基礎上,馮象進一步訴諸馬克思主義批判全球資本帝國的法律擴張。如果說蘇力的批判法律理論倡導了一種法律多元主義,那么馮象的批判法律理論在某種意義上重新激活了馬克思主義法理學并迫使人們思考中國的法治建設如何認真對待社會主義政法傳統。凌斌正是從政法傳統中的“人民”視角出發,將從西方移植而來的國家法看作是凌駕于秋菊這些普通“法盲”之上的“精英主義的法治”。在精英與大眾的概念對峙中,他緊緊抓住秋菊的“法盲”身份,提出一種“法盲的法理學”,從而將蘇力所建構的本土民間法與移植的國家法之間的對立轉化為大眾與精英的對立,并站在“法治大眾主義”立場上對“法治精英主義”展開批判。

  

   (1)轉向“說法”:法治大眾主義對法治精英主義的批判

  

   如果說蘇力和馮象對“秋菊打官司”的解讀重點強調秋菊的“困惑”,從而展現秋菊作為一個“法盲”在異質的法治面前的被動角色,那么凌斌的解讀重點轉向秋菊要討的“說法”,從而重塑秋菊在法治建設中的主體意識和主體行動及其在對異質法治的反抗中來塑造屬于自己的法治。如果說在馮象那里,“法盲”是法治的必然產物,那么凌斌將邏輯顛倒了過來,“法治”是“法盲”們參與塑造的產物。凌斌同樣借助福柯的理論,從作為“詞”的“知識”和作為“物”的“權力”兩個角度對“法治精英主義”理論展開批判。

  

   他認為法治精英主義理論實際上假定“法盲能夠理解法律知識,能夠理解現代法制的這套基于“個人權利”的話語構造,由此才會對現代法治建設中“送法下鄉”或“教魚游泳”之類的話題感興趣。而凌斌認為“這一前提判斷是根本錯誤的”,因為其預設了“中國的理想歸宿不就是再度成為西方的殖民地么?”這種理論將秋菊這樣的普通人歸結為“法盲”,因此必然產生了“普法”這種權力支配的政治邏輯。這種理論似乎假定西方法治或現代法治的“權力之網”乃是一種人類注定無法擺脫的“宿命”,從而“默認了一種法治對法盲的宿命論……因而取消了在中國法治進程中人、集團、階級以及他們的代表力量對于歷史的根本性的創造力”。正是從“沉默的大多數”和“弱者的武器”這些概念入手,凌斌試圖找到秋菊對自上而下的精英主義法治的反抗和塑造。秋菊通過打官司討個“說法”恰恰表明秋菊并非法治之外的被壓迫者,而始終在注定失敗的努力中學習如何成為駕馭法律的主體。為此,凌斌贊揚秋菊們重新定義法治,甚至“反法治”的努力。不過,他的理論基礎已不再是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而是一種基于精英與大眾二元對立的民粹主義理論,“在這樣一個民主浪潮不可阻擋的時代,那些不臣服于‘大寫真理’的法盲們必定會最終重寫這個‘大寫真理’。因為實踐中的真理就是共識,而共識取決于多數。”在此基礎上,凌斌主張建立“法盲法理學”。

  

   (2)討個“說法”:權利主義法治論的陷阱

  

   凌斌試圖回答蘇力提出的中國法治建設問題,然而他提供的“法盲法理學”這個答案遠遠比蘇力更為激進。蘇力并沒有徹底否定精英主義法治或權利主義法治,甚至試圖解釋這種國家自上而下建構中展現出來的“送法下鄉”的“普法”邏輯,然而凌斌將“送法下鄉”和“教魚游泳”的“普法”邏輯看作是法治精英主義的幻想。在這一點上,他更接近于馮象的左翼立場。然而,凌斌所訴諸的“大眾司法”與政法傳統中的“大眾司法”有著根本的區別。政法傳統中的“大眾司法”是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創設了“馬錫五審判”這樣的司法制度,并將它與人民調解制度結合起來,矯正理性化、精英化、程序化的司法審判。這無疑屬于人民大眾的反抗“修正”和“改寫”了精英司法的邏輯,創造了屬于人民大眾自己的法治模式。而凌斌所贊賞的秋菊討一個“說法”,完全是在專業化、程序化、精英化的司法邏輯框架內運作的,她從來沒有反抗“法治”,而是在其幾上幾下的努力中不斷地接近于精英法治的邏輯,最終實現了精英主義法治的治理目標。她唯一的反抗就是表現為最后的“困惑”。在這個意義上,馮象對這個故事解讀更準確,畢竟秋菊訴諸精英法治所要反抗的恰恰是民間習慣法,而蘇力的解讀之所以具有批判法律意涵也是從這種“困惑”中捕捉到的。

  

   換句話說,如果把秋菊討一個“說法”理解為一種反抗,那么這種反抗恰恰是凌斌所批判的精英主義法治所鼓勵的、甚至是需要的,這種反抗與法治權力的運行構成了一種巧妙的“合謀”。在精英主義法治論中,秋菊的積極參與或反抗恰恰是現代法治機器真正發揮效果的地方。借用福柯的權力理論來說,權力從來不是單向的支配,而是一種支配與反抗的辯證關系,權力恰恰是在對權力的反抗中才真正發揮出權力的效果。凌斌的“法盲法理學”從秋菊討個“說法”入手,鼓勵秋菊主動參與法治實踐,一不小心就會落入到精英主義法治觀的框架中。而這恰恰是凌斌所主張的“大眾”(或“法治大眾主義”)與政法傳統中的“人民”(或“人民司法”或“人民調解”)的根本區別所在。事實上,“秋菊打官司”的故事不正是被凌斌所批判的精英主義法治論者解讀為一個推動現代西方法治在中國生根發芽的“為權利而斗爭”的故事嗎?秋菊討個“說法”之所以能夠打動人心,恰恰在于她很容易被解釋為一個中國版本的“我有一個夢想”,從而被塑造成一個徹底拋開傳統鄉村習慣法壓迫、直接訴諸“為權利而斗爭”、追求法治正義的“新女性”。

  

   (3)“法盲法理學”的精英難題:從批判走向妥協

  

   當普適主義權利法治論將秋菊塑造為“為權利而斗爭”的新女性,凌斌也鼓勵秋菊扮演“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的形象,但凌斌并沒有區分這兩種形象有什么不同。而這個問題必須與“五四”之后關于“娜拉走了之后怎么辦”的問題聯系在一起來思考。在“五四”自由主義和現代的權利法治論的框架下,單純訴諸個人人格的“為權利而斗爭”的自由主義理想,在現實中不免會落入O. Henry式的荒誕或卡夫卡式的無力體驗,因為在現實生活中,人都生活在特定的社會經濟和政治關系中,人與人的法律斗爭最終是社會力量、經濟力量乃至政治力量之間的斗爭。這恰恰是魯迅批判同時代啟蒙自由主義者的地方,也是馬克思主義批判權利自由主義的地方。

  

雖然凌斌試圖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傳統中主張用社會主義政法傳統中的“群眾路線”來幫助秋菊成為塑造法治的行動主體,避免秋菊成為現代法治機器中的一個玩偶,進而避免“法治大眾主義”墮入民粹主義。然而,群眾路線之所以區別于民粹主義就在于它是共產黨作為先鋒隊精英團體深入群眾、教育群眾、團結群眾、領導群眾的產物。在這個意義上,“法盲”要成為積極塑造法治機器的主體,就必須在黨的領導下走社會主義道路。若沒有共產黨這個先鋒隊精英團體的領導,(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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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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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學術月刊》201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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