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猛:蕭公權的南渡北歸:學人的濁世選擇與命運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392 次 更新時間:2019-11-13 21:50:16

進入專題: 抗日戰爭   蕭公權   西南聯大  

劉猛  

  

   抗戰爆發后,清華大學南遷,與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先遷湖南組成長沙臨時大學,再遷昆明組成西南聯合大學;學校教職員紛紛隨校南下,在中國近代最艱難的歲月里弦歌不輟,譜寫了一曲絢爛的美妙華章。但是患難之際,各人有各人的打算,不可能所有人步調一致;面對清華大學南遷湖南,教員蕭公權挑選了另一條道路。

  

一、南渡選擇


   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清華大學決定南遷長沙。蕭公權認為,“長沙自古是兵戰必爭之地。日本侵華,其目的恐怕不只在占據沿海各省,而有深入內地的企圖。萬一不幸,長沙撤守,學校不免再度播遷,損失必更重大。似乎可以考慮遷往成都。遠在西邊,敵人不易攻達。四川人士向來看重文人,當地的軍閥也非例外。”[1]但清華已于早前幾年時局緊張時即在湖南謀劃布局,建造校舍,此次遷校長沙實乃必然之舉。同事浦薛鳳認為日軍侵華以江南或南京為最后目標,蕭公權認為不甚可能。[2]面對清華遷往長沙的定局,蕭公權沒有隨校南遷,他在《問學諫往錄》里這樣說:

  

   我本有下年度申請休假,出國觀光的打算。現在局勢如此,只好作為罷論。中英庚款董事會有一個充實內地高等教育的計劃。杭立武先生曾約我去成都,在國立四川大學擔任“中英庚款講座教授”。我本來有點躊躇,現在我決意應聘。不敢說對川大有何貢獻,但藉此避寇,并得一個舊地重游的機會,于我個人卻有許多方便。[3]

  

   七七事變后,蕭公權偕全家避居北京城內,三個月后輾轉南下,在青島與家人分別,西行去往四川。他十二月下旬到達重慶,停留舊居之地幾月,次年二三月間抵達成都,在四川大學重執教鞭。

  

   蕭先生的晚年回憶《問學諫往錄》對此經過敘述并不詳盡,給人兩個印象:第一,他已經從清華辭職,赴川大任教;第二,赴川大任教是他的私人行為。其實都不然。蕭公權赴四川大學任教,系經教育部選送支援遠邊大學計劃。教育部高等教育司1937年9月8日致函長沙臨時大學籌備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其中說:

  

   本部據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第三二九八號公函內略開:

  

   “查國內戰區各大學教授,人數甚多,而臨時大學僅有兩所,將來合班上課,原聘教授必有多余。本會擬與貴部會商,選送一部分教授,分赴遠邊大學如云南、廣西、四川等大學擔任教席。暫以一年為期,薪俸擬仍照在各大學原額支給,另致送來往川資若干。如此則戰區各大學教授既可有充分服務之機會,而云南等三省大學,又可得優良教授,一舉兩得,諒荷贊同。除由本會分函云南等省各大學,征詢意見及實際需要外,相應函達,即請轉囑長沙、西安兩臨時大學負責人,查明可以選送至云南等省教授姓名略歷過會。至一切辦法當由本會杭總干事另行商洽。”等由。奉部長囑:“應即函知西安、長沙兩臨時大學籌備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查明可以選送至云南、廣西、四川等省教授姓名略歷,徑行送達該會,再行商洽辦法。”等因;奉此,相應函達查照。[4]

  

   其后,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公布的擬予補助邊省大學教授之學程及擬于接洽延聘之教授名單中,分云南大學、四川大學、廣西大學三校,其中四川大學項下為“政治學:一人,擬延聘蕭公權(清華大學教授)。”[5]四川大學為此事還曾致函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云“關于吳大猷、蕭公權、趙人?、張洪沅四教授薪額及折扣問題,亟待訂定”,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于1938年2月致函長沙臨時大學,請求查示“各教授前在貴校任教時所支原薪數額及折扣辦法,俾資參酌”;臨時大學常委梅貽琦批示“查各原校薪額及臨大折扣辦法再復”。[6]

  

   在此之前,蕭公權可能與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總干事杭立武接洽過并約定赴川大任教,但這個事項的具體運作是通過教育部和長沙臨時大學來完成的。蕭公權滯留北平尚未南下時,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陳岱孫“電示中英庚款借教四川大學,以一年為期”,蕭氏“以其待遇尚優,足以稍紓私人困難,且在母校適值休假,暫時告假似不至影響教務,故經考慮之后決意就聘”,[7]他于是西行,以旅途不便行李困頓,1937年11月間在漢口寄函陳岱孫和浦薛鳳,托他們代辦請假事務。陳岱孫與浦薛鳳商量認為應由蕭公權親自致函,于是復信到漢口,信到漢口之際,蕭公權已經入川,信函轉至四川,回信寄到長沙時,浦薛鳳已經離開長沙,這一輾一轉,耽擱數月,遲至1938年三四月間,浦薛鳳才將蕭公權的親筆信函轉呈清華校長梅貽琦,內中蕭氏敘述緣由,請求請假一年,得到梅貽琦校長的準許。[8]可見,蕭公權赴四川大學擔任“中英庚款講座教授”,系以向清華大學請假一年的方式來實現的,他應該在1939年夏秋間返清華大學任教。庚款講座教授的聘期本是一年,但蕭公權事實上就聘兩年,向清華請假兩年;大抵是因為各校內遷,路途耽擱,耽誤了上課時間,他到校之際已然遲了半年,不滿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規定的一年服務期,于是延聘一年。這兩年,他的薪水由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擔負。

  

   1938年10月,清華大學第十九次校務會議議決,“本校教授除前由校允中英庚款會借聘各教授本學年仍作繼續請假外,凡本學年開學時未能來校服務者,均應照六月十七日第十五次校務會議議決案作聘約暫行解除”,[9]給予了“中英庚款講座教授”特殊例外的待遇。這也可以看出清華大學對于教育部、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選送教授支援邊遠大學事項還是相當支持的。

  

   1939年夏間,清華大學致信蕭公權,盼望其返校任教,蕭公權復函曰“擬于本年度辭去英庚款會與四川大學之聘,即向本校銷假,并請改為國內研究”,請求休假一年,清華大學9月5日函復“自應即照尊擬辦理,本年度準予休假研究,俾得整理大著,下年度起照章應請回校授課”。[10]1939年10月,梅貽琦手示會計科,“蕭公權休假研究,薪照原數,自八月起發付”。[11]11月間,蕭公權與清華大學秘書處函件往來,商議發薪辦法,并被通知按每月三十元逐月扣除他之前所領的出國川資。[12]

  

   1940年夏蕭公權即將休假結束,應于這年的夏秋間返校,但他因事不能,6月底致函清華大學:

  

   月涵校長鈞鑒:敬啟者。去歲秋初,承破格給與休假之待遇,雅度寬容,曷勝欽感。一年之期,瞬已將滿,按照服務規則,自應于下學年度回校任教,惟是一年以來情形多所變動,私人困難有增無減,凡此諸端,均非始見所及,勉強趨赴,窒礙殊多,因此特函奉懇,俯鑒下懷,準與辭去教授職務,情非獲已至希亮照。再者,公權既未能履行規定之義務,自不應享受休假研究之待遇,究應如何辦理手續,并希裁定賜示,以便遵行。前欠出國旅費,除已扣還一部分外,余數多少亦請飭會計科核算示知,俾早日籌措清償也。曩者濫竽清華,歷時五載,先后多蒙指導包容,盛意難酬,惟當永銘衷曲耳,耑此敬頌

  

   道安

  

   蕭公權 謹啟

   六月二十九日[13]

  

   蕭公權不去昆明,概有原因。當時他只身返滬,剛將家眷接至成都不久,一家團聚,不愿再度播遷。且因時局關系,也讓他不愿奔赴昆明,他對戰局不抱樂觀,大概已經預測到昆明的危險處境。抗戰爆發之初,他即主張遷校成都,不久長沙果然失守。其后三校再遷昆明,“因為有滇越與滇緬兩條路可以通到國外,圖書儀器容易運進來”,[14]哪知道不久日軍冀圖越南(安南),昆明遭受轟炸,幾成前方,1940年7月之際,教育部電西南聯合大學,“安南現為我國通海惟一交通,暴敵時思占領,昆明毗連越境,威脅堪虞”,時局變化不定,西南聯大宜做遷徙之準備。[15]西南聯大并派葉企孫、周炳琳、楊石先赴川勘察校舍,以備遷川之用;并決定設立澄江分校,將一年級移往澄江上課。[16]9月,教育部先期下撥遷移費三十四萬元,電令西南聯大即作遷移準備,并派員赴滇商洽遷校情形;西南聯大常委會組織遷校委員會,決定按照理學院、工學院、文學院、法商學院、師范學院的次序向川西、川南逐步遷移,10月底開始計劃向晉寧、澄江疏散,并最終在敘永設立分校,將大學一年級及先修班學生遷往敘永上課。[17]時局緊張如此,蕭公權不愿意遷來遷去,費盡周折。

  

   校長梅貽琦收到此信后,批示送法學院院長陳岱孫、政治學系主任張奚若閱看。7月10日,政治學系主任張奚若[18]致函清華校長梅貽琦:

  

   月涵校長先生道席:敬啟者。政治學系教授蕭公權先生于蘆溝橋事變后即未到校。去夏學校因盼其回校,乃從寬辦理,給以休假權利,冀其能于休假后回校服務。蕭先生當時亦曾來函聲明,謂休假后一定回校,絕不食言。不意日前忽接蕭先生來函謂,近又決定下年不回校,并辭去聘約。至于所受休假權利一層,則僅謂所領薪金如學校認為應當退還,彼亦可照辦。奚若認為蕭先生此舉其不當處有二:第一,不應于在特殊情形下享受休假權利之后,竟不回校。第二,若不回校,自應自動歸還假期中所領薪金,不應存絲毫希圖規避之心。惟事實既已如此,學校自應索還所領薪金,以維校章,而杜效尤。倘萬一蕭先生于接到學校此種通告后,藉口事實上無此能力而圖規避,則請在奚若薪金內每月扣還百元,以至扣清為止。奚若雖非富有,然為明責任、維校章,不能不如此辦理也。再,此種建議全出至誠,絕非虛偽形式,如不幸蕭先生果不肯還或不能還,則只有如此辦理,絕不宜有任何客氣之處。蓋蕭先生之所以竟然不肯回校者,完全出于計較個人小利,而吾人為維護學校計,應絕對出以大公,不應計較私人利害也。情出至誠,尚祈鑒核辦理為幸。余不一一即頌

  

   教祺

   張奚若 七月十日

  

   信的后面還附了一張催款帳單,自1939年8月至1940年7月的總計一年薪金3917.75元(其中自1939年8月至12月每月薪金295元,自1940年1月至7月每月薪金330元,1939年8月至12月研究補助費共132.75元)請退還;出國旅費及月費已扣還330元(國幣)下余亦請退還。[19]這個賬單顯示,在1939到1940學年度的一年里清華大學支付了蕭公權全薪。[20]

  

   大概是蕭公權不返校服務讓政治學系主任張奚若大為光火,他過度解讀了蕭公權的意思,蕭氏信中并未“僅謂所領薪金如學校認為應當退還,彼亦可照辦”,蕭氏已經提出“既未能履行規定之義務,自不應享受休假研究之待遇,究應如何辦理手續,并希裁定賜示,以便遵行”。此事于公事公辦的政治學系主任張奚若來說,所爭的不過是領受學校薪俸者必有返校服務義務一項。類似事件在抗戰時期并不新鮮,傅斯年和陳寅恪亦曾為不返校和薪俸之事大起爭論。

  

但請假期間所發薪俸是否需要歸還學校,概因此前并未出現過類似情況,并無明文規定。清華大學原來規定教師休假期間支全薪者,須于休假期滿后回校服務至少一年,(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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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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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歷史教學問題》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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