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厚量:羅馬史學的興衰與古羅馬國家命運的關系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99 次 更新時間:2019-11-13 21:35:32

進入專題: 羅馬史   史學  

呂厚量  

  

   我本人是研究歷史的。今天,我想從羅馬史學這個點,來講述羅馬的興與衰。

  

   羅馬史學在羅馬的文化中占的地位是非常高的,為什么高呢?大家換位思考,如果大家自己是一個羅馬的元老,你在決定自己事業的時候首選是什么呢?最好是從軍。先做軍團長,然后回到羅馬當大法官、執政官,再返回邊疆行省指揮幾個軍團的千軍萬馬,這樣一步一步走。

  

   如果選擇走文職,適合你去琢磨的學術是什么呢?寫詩好不好?不好。為什么不好呢?按照羅馬人的觀念,元老最好別碰詩歌,你要寫詩歌就是不務正業、不干正事,尤其再寫點傷風敗俗,有點色情味的肯定更不好,下場參考奧維德。寫詩,在羅馬人眼中絕對不是元老的正道。

  

   哲學,要不要讀?哲學要讀,但羅馬人認為哲學不能讀太多了,讀太多就陷入沒完沒了的玄思冥想中,就不干正經事了,不符合羅馬人講求實際、雷厲風行的作風。所以哲學可以讀,但是不能讀太多。

  

   那羅馬元老還能做什么?羅馬元老適合從事的文學活動只有兩樣,第一是演說術,第二是史學。是不是除了政治工作之外,羅馬元老的副業只是演說術和歷史了?這個觀點也是不對。因為在羅馬人看來,元老去從事演說或者歷史寫作,就是在執政,就是在管理國家——這不是副業。可見,羅馬人把史學提高到這樣的高度,寫歷史就是在治理國家。

  

   因為你的歷史書,向大家提供了政治興衰的道理,把政治運作的模式展現給世人,做的事情就是在治理國家。羅馬并不是一開始就有史學,在古代各民族的發展過程中,史學是一個奢侈品,相當多的民族和種族沒有記載自己歷史的習慣。古代中國好像有自己形成的史學傳統,古代希臘有自己的傳統。如果放寬一點,如果把宗教的史學也算進去,猶太人和阿拉伯人有自己的史學傳統,但是羅馬人似乎最初沒有自己的史學傳統。

  

   現存最早的,有文字可證的羅馬史學作品是什么呢?是詩歌。一個叫奈維烏斯的人寫的一首詩,講的是第一次布匿戰爭。

  

   他是什么時候寫的?公元前3世紀。傳說中羅馬建城大概是公元前8世紀,也就是在建成之后五個世紀之內沒有任何歷史記述留存至今。可見,羅馬也不是一開始就記載自己的歷史。

  

   有史可考的,確認有書籍的是恩尼烏斯的《年代記》,公元前二世紀的作品。早期的羅馬歷史可謂疑點重重,其中一個典型的例子是羅馬的建城年份。羅馬建城年份是公元前753年,這個年份怎么來的?因為各種記載都是這個日期,非常準確。這個情況在古代歷史中是不正常的。因為對于久遠的歷史總是存在各個不同的版本,所以眾說紛紜。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

  

   希臘的起源時間是什么,有不同的說法。中國最早的王朝的建立時間,也有不同的說法。但是羅馬現存史書的記載都是公元前753年建城,這是誰定的?史料可查是共和后期大學者瓦羅說的,后面的學者也都寫成公元前753年,所以可以推斷對自己的早期歷史,羅馬人很可能沒有進行準確的記錄。

  

   羅馬史學是什么時候興起的?共和后期才出現了比較成型的史學撰述傳統,大概是在公元前一世紀才形成。它有什么特點?

  

   首先,是剛一出現就達到了較高的高度——因為羅馬的文化發展比較早,很早就有自己的詩歌、散文寫作、演說術的傳統,已經為史學的發展打下了基礎。

  

   早期的著名史家,同時也是政治家,例如愷撒。愷撒寫了《高盧戰記》、《內戰記》,但是我們一般不把《高盧戰記》、《內戰記》作為羅馬史學達到高峰的代表,為什么呢?因為愷撒的創作沒有史學的沖動,即不是為了記載歷史而寫這兩本書的——這兩本書都有政治宣傳的需要。

  

   《內戰記》好理解,講愷撒是怎么打敗龐培的,這個是政治宣傳,屬于小冊子。《高盧戰記》為什么也是政治宣傳呢?大家有沒有了解這個情況?因為這是對自己的辯護,這個跟羅馬的法律傳統有一定的關系。

  

   愷撒為什么要發動這場內戰?因為他知道如果接受龐培的建議,把軍團交出來,回到羅馬后的下場幾乎肯定是死路一條。因為他的政敵已經在羅馬準備好了,要對他進行彈劾。為什么彈劾他?因為你在高盧七八年的時間里,你讓我們的羅馬人死了很多,打了一些沒有必要的戰爭。

  

   為此,愷撒在內戰勝利之后寫了《高盧戰記》,就是要告訴人們我在高盧的每一場軍事行動都是有原因、有理由的,而且都是在對蠻族挑釁的情況下,我去做自衛反擊的事,所以這本書也不是一部純粹的史學作品——它雖然是很重要的史料,但同時也是一部有政治宣傳意味的小冊子。

  

   羅馬史學真正高峰的興起,應該是從撒路斯特開始的。撒路斯特是共和后期偉大的歷史學家。他先寫了一些專題性史著,有《喀提林陰謀》和《朱古達戰爭》,后來,他又寫了一部羅馬的斷代史。這個書是個大部頭著作,但遺憾的是,僅僅保留下了部分殘篇。

  

   撒路斯特寫的《喀提林陰謀》和《朱古達戰爭》,描述的是羅馬歷史中兩個很小的插曲,一個是喀提林發生政變,后來在西塞羅等人的干預下被挫敗了。朱古達戰爭是羅馬對文明程度相對落后的努米底亞發動的一場沒有什么懸念的戰爭,雙方的實力完全不成正比。

  

   但這兩個題目關注的重點倒不是具體的歷史事實,而是從中折射出來的當時羅馬的道德狀況。《喀提林陰謀》講羅馬當時的內政已經混亂到什么程度,以至于喀提林在內因和外因狀況下走上了那樣一條害人害己的道路。在《朱古達戰爭》中,撒路斯特重點描寫的是羅馬人在與朱古達進行政治和軍事斗爭過程中展現出來的那種腐化墮落、令人失望的精神狀態,所以撒路斯特的史學關注的重點是道德。

  

   是不是說古代的羅馬人道德就非常完滿、非常積極向上?不是的,他的思路是,在懷古中帶有諷刺現實的意味。按照撒路斯特的觀點,羅馬的道德在早期是往上走的,但是后來又出現一個轉折點,就是第三次布匿戰爭。第三次布匿戰爭的勝利讓羅馬的道德水平從最高點向下走,因為羅馬最可怕的對手迦太基被消滅了,羅馬人放松了對自己的要求,開始沉迷于各種享樂、各種腐敗,然后道德就由盛轉衰。

  

   撒路斯特是希望通過贊美羅馬古時的道德(這個道德很可能是理想化的),來警示當下的道德衰微。

  

   比他晚一些的羅馬著名史學家李維講述的是同樣的事情,但是他跟撒路斯特采取的是完全相反的辦法。撒路斯特諷刺了羅馬現實的腐敗和丑陋,李維則贊美了羅馬王政時代以及共和早期英雄人物們的高尚品質。

  

   李維關注的重點其實也是道德,所以說羅馬共和后期的史學核心的特征就是道德論,贊美的是羅馬的古風道德,抨擊的是第三次布匿戰爭之后羅馬的道德衰落和危機的局面。這是共和后期羅馬人撰寫史學的特點,關注的不是具體的事,而是羅馬道德盛衰的問題。

  

   道德論傳統成了羅馬共和末期拉丁史學的基本基調。但到了羅馬帝國時代,就出現了一系列問題。帝國時代也有一位著名的拉丁史家叫塔西佗,與撒路斯特類似,塔西佗早期寫了一些專題史著,有《阿古利可拉傳》、《日耳曼尼亞志》。他后來寫了兩部達到其史學創作巔峰的作品:一部是主要講述“四帝之年”與弗拉維王朝的《歷史》;另一部是講述尤利烏斯·克勞狄烏斯王朝時代的《編年史》。

  

   塔西佗的作品在布局、立意、文筆上達到了拉丁史學的最高峰,但是我們往往忽略的一點在于:塔西佗對自己的作品并不滿意。為什么不滿意?他在作品中自己承認,說我寫的都是些無用的、瑣碎的、沒有什么意義的事情。為什么這么說?因為塔西佗是一個元老,而且他是一個遵從羅馬共和時代史學傳統的元老。他認為羅馬史學或者拉丁史學的主題,只能是撒路斯特、李維這些人給他安排好的,就是講羅馬的道德問題。你要贊美古代人的優良道德,然后抨擊現實的道德危機和一些丑惡現象。

  

   塔西佗在創作中也是這樣做的,但是他也發現,在帝國的統治之下,平庸的事情、瑣碎的事情比較多,真正大開大合的,能夠體現尖銳歷史沖突的事件非常少。他在講述羅馬道德情況的時候,常常找不到很好的素材,也找不到合適的主題。所以他對自己的作品沒有信心,覺得雖然我下了很大的努力,付出了很多心血,但是作品在表達主題時達不到預期效果,沒有像前輩們那樣好的條件,我選擇的主題是無趣的、乏味的,這是其中的問題之一。

  

   第二個問題在于,他發現自己的史學在資料收集方面也出現了很大的危機。我們知道塔西佗是羅馬歷史上最偉大的歷史學家,他對史料的搜集是非常嚴謹、專業的。而且他也具備得天獨厚的條件:他當過執政官,能夠接觸到羅馬宮廷的一些檔案。很多人認為他在寫作過程中運用過這些檔案,這是之前的史學家做不到的。相對而言,李維是帕塔維烏姆人,撒路斯特是薩賓人,都不是羅馬中央集團的成員。

  

   塔西佗是羅馬帝國的高級元老,能夠接觸當時的檔案材料,能夠掌握非常珍貴的原始史料。但是他仍然說自己的材料不夠,就是因為羅馬當時已經經歷了從共和制到帝制的轉變。

  

   在元首制的統治下,傳統史學賴以生存的土壤就已經不再具備了。在撒路斯特和李維時代,他們的史學繼承了希臘史學的傳統。而希臘史學的主流是雅典和阿提卡地方的史學,那是在民主的土壤下成長起來的史學。他們的很多材料,來自于公民大會,來自于當時的政治人物之間公開進行的一些辯論、演說。

  

   我們看到修昔底德或者撒路斯特在作品中會記錄當時一些人的演說,與此同時,他們也會虛構那個時代一些政治家的演說。他們也承認這些東西是虛構的,但強調自己不是隨便編的,而是按照當時人的想法和時代背景還原的——在當時的場景下,那些人會說什么樣的話。

  

   但是到了帝國時代,第一是得不到這樣的素材,因為當時的政治已經進入到集權時代,國家大事的重要決策是在宮廷內部或內朝,由元首和幾個心腹私下里決定的,這個東西不是公開討論的,也不會公開發表出來。

  

   所以當時的歷史學家,如塔西佗等人,就沒有條件再去獲得當時關于各種政治觀點的交鋒、不同的政治派別的斗爭狀況,就無法再去還原當時的具體細節。他們能夠獲得的信息只有最終公布的一些決議,還有當時社會上人們對于中央政治的種種惡意揣測與流言蜚語。

  

在那樣一個時代里,再想去通過公民大會、通過演說,(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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