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存剛:更加不確定的世界,更加確定的中國外交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499 次 更新時間:2019-11-13 07:41:01

進入專題: 當今世界     不確定性     當代中國外交  

王存剛  

   內容提要:世界始終具有不確定性,這與構成世界的事物的運動性和復雜性、人類認知能力的局限性等因素有關。多方面現象表明,當今世界的不確定性較以往更為顯著,它構成了當代中國外交的外部環境。1978年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是當代中國外交的重大歷史轉折點。此后中國外交的演進過程雖不無曲折,但其確定性日益增強是不爭的事實,具體表現為繼承1949-1978年間形成的優良傳統基礎上的創新發展。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以來,中國外交的確定性特質進一步彰顯,具體表現為國家身份的界定更加具體系統,外交目標和任務更加明晰,外交總體布局更加完整,外交體制更加完善,外交姿態更加進取。中國外交確定性特質的持續彰顯,與中國共產黨秉持的科學思想方法、對歷史規律的深刻認識、對世界基本特點的正確判斷和對中國發展道路的堅定信念等因素有關。已經學會與不確定性打交道的中國外交未來將繼續彰顯確定性特質,這對于回應“世界向何處去”以及“中國向何處去”兩大議題是十分必要的。

   關 鍵 詞:當今世界  不確定性  當代中國外交  確定性

  

   研究中國外交,必須高度關注并深刻理解中國與世界的關系。這是因為中國外交的戰略、政策及中國的對外行為既取決于世界的現況和走向,更取決于中國對這種現狀和走向的認知和反應。正確的外交戰略、政策和對外行為源自中國對世界現況和走向的科學認知和恰當反應。基于這一判斷,本文將首先從一般意義上探討世界的不確定性(uncertainty)及其根源,繼而描述當今世界不確定性的表現并分析其原因。在此基礎上,本文將回顧1978年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以后,面對日益不確定的世界,中國外交持續彰顯確定性(certainty)的特質;特別是重點描述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以來,中國外交在國家身份界定、目標和任務、總體布局、體制機制等方面的新變化,系統分析中國外交持續彰顯確定性特質的原因,并對中國外交的未來走向做出判斷。

  

   一 世界始終具有不確定性

  

   (一)不確定性的含義

   我們生活著的這個世界既具有確定性,也具有不確定性,是確定性和不確定性的有機統一體。所謂確定性,從本體論角度看,是指世界上“沒有一件事情是隨便發生的,每件事都有理由,并且是遵循必然性”。①換言之,確定性是指事物發展在時間維度上呈現確定不移的狀態,“表現為自然和社會物質運動和發展的既定性,即鐵的必然性”。②而從認識論角度看,確定性是指與客觀事物相“對應的信息與知識是沒有錯誤的和完備的”,③因而未來的一切事件都是已定和可知的,具有先驗性特征。所謂不確定性,從本體論角度看,是指“物質運動的非重復性、非決定性、偶然性和隨機性”;從認識論角度看,則“是指一種有疑問、知識不完備乃至無知的狀態”,④認知主體不能確切地知道某一事件或某種行動變化的后果;或者按照安東尼·唐斯(Anthony Downs)的說法,是指人們“缺乏有關過去、現在、將來或假想事件的過程的確切知識”。⑤

   人類對世界確定性的追求具有久遠的傳統。在西方,從泰勒斯(Thales)到笛卡爾(Rene Descartes),從皮埃爾—西蒙·拉普拉斯(Pierre-Simon Laplace)到牛頓(Isaac Newton),確定性學說曾經主導哲學與科學發展史長達數千年。在東方,情況大體類似。可以說,作為一種思維方式乃至生活習慣,確定性早已“滲透進人類文化生活,滲透進人的思想深處”,⑥渴求穩定和秩序、畏懼紊亂和失序,幾乎成了人類的一種集體無意識。但自19世紀以來,特別是進入20世紀后,人類在自然科學領域的一系列新發現以及由此建構的新理論,徹底動搖了確定性觀念、思維和相關學說在人類認識領域的穩固地位,具體地說,“相對論消除了關于絕對空間和時間的幻想;量子力學則消除了關于可控測量過程的牛頓式夢想;而混沌則消除了拉普拉斯關于確定式可預測的幻想”。⑦與此同時,多方面因素的綜合作用導致現實世界的不確定性特征日益凸顯,人類不得不虛心學習、努力習得與不確定的世界的相處之道。

   (二)導致世界不確定性的主要原因

   第一,與構成世界的事物的運動性有關。所謂運動,是“指宇宙間所發生的一切變化和過程,從簡單的位置變化到復雜的人類思維,都是物質運動的表現”。⑧關于事物的這一本質屬性,恩格斯曾指出:“物體和運動是不可分的,各種物體的形式和種類只有在運動中才能認識,離開運動,離開同其他物體的一切關系,就談不到物體。物體只有在運動中才顯示出它是什么。”⑨運動意味著變化,即“事物在形態上或本質上產生新的狀況”;⑩也蘊含著發展,即“事物由小到大、由簡單到復雜、由低級到高級的變化”,(11)而變化和發展又總是與某種程度的不確定性緊密聯系在一起。也因此,中國古代哲人莊子說:“芴漠無形,變化無常”;(12)古希臘思想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也認為:一切都存在而又都不存在,因為一切都在流動,都在不斷地變化,不斷地生成和消失。(13)

   第二,與構成世界的事物的復雜性有關。“復雜”(14)一詞具有兩方面含義:在本體論意義上,它是指事物的組成多且雜;在認識論意義上,它是指事物難以理解和解釋。當代美國哲學家尼古拉斯·雷舍爾(Nicholas Rescher)在一本開復雜性研究之先河的著作中寫道:“世界的復雜性是影響著我們的某種意義深刻而又深遠的事實。復雜性首先和最重要的是關乎系統組成要素的數量和種類多樣性的問題,以及是關乎相互關聯的組織構造和運作構造的精巧性的問題。”在雷舍爾看來,“任何系統或過程——任何完全由相互作用的部分構成的結構——在某種程度上都是復雜的。因此,事物的所有樣式或多或少是復雜的”。雷舍爾還認為:“復雜性或大或小已經遍及真實存在的所有領域。復雜性也同樣屬于虛幻想象領域。”(15)簡言之,無論是在自然世界還是在社會世界,無論是在物質世界還是在思維世界,復雜性無處不在。

   第三,與作為認知主體的人類能力的局限性有關。古往今來,人類雖然一直在努力尋找確定性,(16)但卻總是與不確定性如影隨形,其主觀原因就是人類認知能力的局限性。認知對象即事物的運動性和復雜性極容易造成人類所掌握的關于認知對象的信息不完整(incomplete information),從而產生“原像與映像之間的不完全對應性”,由此,“人們根據物質運動的已知狀態,難以推測與斷定未來即將出現的狀態,即使做出某種推斷或預測,其結果也是概率性的,存在著許多意想不到的具體情況”。(17)

   第四,與認知主體與認知客體的復雜互動有關。同作為認知客體的世界的復雜性相類似,認知主體本身也具有復雜性或者說是多樣性,體現在性別、種族、民族、階級、階層、宗教信仰、文化歸屬等多個方面。因此,認知主體觀察認知客體的角度和層次、所處的時間和空間、所秉持的理念和所采用的思維方式等,均可能造成認知主體關于認知客體的知識的差異。而不同認知主體的認知差異及彼此間的互動引致人類在思想領域的紛爭以及在實踐領域可能的摩擦乃至對抗。

   世界的不確定性曾使人類的預測能力屢遭挑戰、飽受質疑。僅就國際關系領域而言,20世紀初,人們未能預測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20世紀末,人類也未能預測到蘇聯的解體;21世紀初,人類又未能預測到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發生。即使是在確定性相對較高的自然科學界,人類同樣無法對自己的預測能力表現出足夠的自信。20世紀20年代,大物理學家維爾納·海森堡(Werner Karl Heisenberg)曾寫道:在因果律的陳述中——“若確切地知道現在,就能預見未來”,錯誤的不是結論,而是前提。我們不能知道現在的所有細節,是一種原則性的事情。(18)由此,他提出著名的“不確定原理(uncertainty principle)”,并深刻影響了后世自然科學的發展。而自然科學家對于不確定的研究和闡發又深刻影響了同一時代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比如,在經濟學領域就誕生了不確定性經濟學(uncertainty economics),約翰·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羅伯特·盧卡斯(Robert E.Lucas,Jr.)、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等著名經濟學家都曾對不確定性做過深入研究。(19)就政治科學而言,自20世紀50年代起,就有部分學者開始關注不確定性問題,前文提到的安東尼·唐斯即為其中之一;到80年代,國際關系學者也開始探討不確定性問題,并于90年代將其發展為本領域的研究熱點之一,近年來仍不時有國際關系學者就這方面的問題發表見解。(20)人們已經認識到,研究不確定性具有重要理論和實踐價值。從一般意義上講,對世界不確定性的認知和把握有助于人們以恰當心態與合理方式看待世界和自己的命運,看待世界和自己的關系,看待和運用既有的知識產品,既不至于盲目樂觀自信,也不至于過分悲觀失望,且能夠在知識生產領域有效規避絕對主義、教條主義的侵擾;(21)而從特殊意義上講,特別是對國際關系學者而言,“不確定性構成了一個永恒卻又迫在眉睫的挑戰——如何理解國家某一行為(或者非行為)的直接和深層誘因”。(22)因此,對不確定性問題的關注和研究,應當放在包括國際關系學在內的社會科學研究的核心位置。

  

   二 當今世界不確定性的表現及根源(23)

  

   當今世界是歷史進程中的世界。它除了具有一般世界的基本特點外,還具有某些新特點,其中最為突出的就是具有更大的不確定性。直觀地看,就是當今世界更加動蕩,更加不穩定,因而也更加不可預測。這種更大的不確定性深刻影響著未來世界的演進方向。

   (一)當今世界不確定性的具體表現

第一,全球秩序轉型的時間跨度顯著拉長,大國戰略博弈空前激烈復雜。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世界秩序進入新一輪轉型期,其表征就是全球力量對比即通常所說的世界格局顯著地發生變化。冷戰結束后的較長一段時間里,世界格局是所謂的“一超多強”。進入21世紀以來,以中國為代表的一批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走上發展快車道,多個發展中心在世界各地形成,全球力量對比較以往更為均衡。不過,發達國家的相對力量、國際地位和國際影響力總體上雖呈相對下降趨勢,但仍存在局部反彈的可能性,特別是其絕對力量仍在緩慢增強;新興大國和發展中國家的絕對力量和相對力量、國際地位和國際影響力雖然同步上升,但仍存在許多不確定性。因此,“一超多強”的全球力量格局短期內不會改變。(24)與此相對應,二戰后形成的以自由主義為基底的全球秩序雖已逐步失靈甚至出現局部塌陷,(25)但并未被“隨意舍棄”,更不可能被“推倒重來”。(26)因此,新的全球秩序短期內尚難以定型,全球秩序轉型的時間跨度顯著拉長。歷史經驗表明,全球秩序轉型期往往也是矛盾積聚期和沖突高發期。這是由于傳統大國和新興大國在心態、目標和行為方式等方面相互抵牾所致。故而,轉換期也是危險期。加之此次全球力量重組發生在“大國無戰爭”的背景下,其間各大國間的關系較歷史上類似階段可能更加微妙、更加復雜,大國間的戰略博弈更為激烈。這從進入21世紀第二個10年后主要大國關系的大幅震蕩可見一斑。尤為引人注目且影響甚大的是,2016年年底毫無從政經驗的地產商人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美國大選中出人意料地擊敗極具政治經驗而為各方看好的前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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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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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世界經濟與政治》2018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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