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維斯·辛特默:政治代表的價值詮釋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73 次 更新時間:2019-11-13 07:32:55

進入專題: 政治代表     建構主義轉向  

依維斯·辛特默  

   內容提要:政治代表理論最近發生的“建構主義轉向”雖然使該理論的整體概貌得到了擴展,但它仍然存在對其他理論傳統視而不見、對話語的重要性反思不足的缺陷,其關注點也只是集中在西歐和北美。本文旨在通過一種全球視角來推動該領域的研究。作者沒有接受那種想要界定政治代表的“本質”的嘗試,而是提出代表的兩種含義:一種與象征型代表有關,另一種與法定型代表有關,并進而區分了法定型代表的兩種子類型:委任型代表和體現型代表,分析了現代政體中一些體現型代表的變體。本文的論點有助于重新思考21世紀的代表概念。

   關 鍵 詞:政治代表  建構主義轉向  選舉  代表類型

  

   我們應該如何理解“政治代表”?①它是一種“本質上存在爭議的”觀念②,還是一個具有包容性和嚴格性的概念?它是否涵蓋如下大部分行為:通過這類行為,委托人賦予代理人以其名義發言和決策的權力,而這類決策反過來又對委托人具有法律約束力?在現代政治中,合法的政治代表是否依賴選舉,即由選民明確授權?最初,“代表”的觀念是歷史地建構起來的,高度依賴拉丁語的特定語言資源。隨著西歐贏得全球霸權,關于“代表”的詞匯及其概念化被傳播到世界其他地區。然而,概念史和比較政治社會學告訴我們,英語中“代表”一詞所包含的一系列實踐遠遠超出了委托—代理關系以及代表的選舉。英語世界的政治學理論最近發生了“建構主義轉向”,這一轉向雖然使其理論的整體概貌得到了擴展,但基本上仍然對其他理論傳統視而不見,對話語的重要性反思不足,其關注點也只是集中在西歐和北美。

   本文旨在通過一種全球視角來推動該領域的研究。汪暉認為,正是由于傳統政黨政治的危機,西方國家和中國都不得不面對一種普遍的代表危機。該理論的整體概貌的擴展需要增加限定性條件:許多“新興民主國家”也遭遇了政黨政治的合法性危機,但是印度產生了目前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群眾黨——印度人民黨,與此同時,此前占據支配地位的國大黨則急劇衰落。③什么樣的“代表”概念可以解釋這些變化?在第一部分,我沒有接受任何想要界定政治代表的“本質”的嘗試,而是提出代表的兩種含義:一種與象征型代表(symbolic representation)有關,另一種與法定型代表(juridical representation)有關。在第二部分,我會區分法定型代表主張的兩種子類型:委任型代表(mandated representation)(主要表現為選舉)和體現型代表(embodiment-based representation)(可以依靠更廣泛的動態機制)。第三部分將分析現代政體中一些體現型代表的變體。結論部分將總結本文的論點及其適用范圍,以有助于重新思考21世紀的代表概念。

  

   一、象征型代表與法定型代表:英語世界的政治理論所發生的建構主義轉向的局限性

  

   盡管對卡羅·金茲堡(Carlo Ginzburg)而言,“我們對那些構成我們日常用語一部分的詞匯——例如‘代表’——擁有一種頗具欺騙性的熟悉感,而破壞這種熟悉感”④似乎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英語世界中有關代表的政治理論主要是基于這種“頗具欺騙性的熟悉感”而構建起來的。漢娜·皮特金(Hanna Pitkin)在她那部標志著盎格魯—撒克遜式的理論表述產生了分歧的開創性著作中指出,代表不是一種“模糊不明和變動不居”的觀念,而是一種“單一的、高度復雜的概念,其基本含義自17世紀以來沒有多大變化”,代表的詞源是“使其在場或顯現,或使其重新在場”,因此可以賦予它一個廣泛的定義。⑤不過,皮特金提出的綜合性定義是基于該詞在英語中的含義,主要關注的是委托—代理關系,尤其是為了理解選舉。英語世界中政治理論的近期轉向傾向于超越委托—代理框架和選舉框架來對政治代表進行概念化,但仍保持在特定的英美范式之中。

   研究德國概念史的著名德國學者哈索·霍夫曼(Hasso Hofmann)已經對盎格魯—撒克遜傳統和德國傳統中的這種簡化主義和本質主義提出了反對意見。⑥基于他的深刻見解,我提出需要形成另一種觀點。這種觀點必須區分“代表”一詞在英語中的語義內容與更一般地在新拉丁語中的語義內容。這使我們更容易拒絕那種依據選舉來界定政治代表的做法。我們正在經歷政治性“代表主張”⑦的多元化以及代表類型的激增和分化。即使在現代西方民主國家,選舉型代表的合法性雖然很重要,但仍然存在其他至關重要的方面。

   英語中“代表”觀念的主要概念矩陣(conceptual matrix)是什么?根據時間順序,首先它是指霍夫曼所謂的模型和圖像的辯證法(原型/摹本)以及我們依據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觀點所提出的“象征型代表”,它指的是“象征性”一詞的通用含義:符號、圖像、跡象、儀式,它們使人類能夠構建關于社會存在和自然存在的意義。⑧“repraesentatio”一詞出現于羅馬帝國時代,至今西方的神學、哲學和美學都對其進行過討論。從那以后,它既可以指使不在場的事實或人重新在場的行為(這是英語中最常見的含義,也是皮特金所唯一考慮的含義),也可以指在場的實際展示。⑨

   中世紀的拉丁語和大多數從拉丁語派生的現代語言最終將上述兩種含義歸于一個詞匯之下,一種含義是象征型代表;另一種完全不同的含義則涉及法定型代表,即被代表的個人或群體所服從的代表與其法人完全是同一個人,這使得代表能夠替被代表者發言和做決定。在大多數其他語言中,象征型和法定型這兩個層面的含義由不同的詞語表達,如表1所示。

  

   這種配對具有的豐富意義超越了拉丁語時期和后拉丁語時期歐洲的歷史和語言背景:任何法定型代表都要涉及被代表的共同體形象的形成以及當權者在他們應該代表的人面前的表現(表演、展示、畫像、描繪)。雖然政治儀式在現代工業革命之前是歐洲絕對主義特別重要的一部分⑩,但人類學將象征型代表視為政治權力的一種結構特征(11)。建構主義者認為,社會團體不是自然的事實,而是“想象的共同體”(12),并強調代表在被代表實體的建構過程中的積極作用。這在德國政治理論和政治史上一直很重要(13),艾瑞克·沃格林(14)(Eric Voegelin)、弗蘭克·安克斯密特(15)(Frank Ankersmit)以及布迪厄(16)也強調了這一點。布迪厄寫道:“正是因為能指(signifer)的存在,因為它(通過象征性舉動)所實施的代表行為,被代表和被象征的群體才得以存在,反過來,被代表和被象征的群體的存在也導致了其代表能夠作為一個群體的代表而存在。”

   相反,大多數采用委托—代理模式和自由主義視角的盎格魯—撒克遜式政治理論常常假設,被代表者的構成先于政治代表。其論據如下:代表必須得到被代表者的正式授權,并對其負責。在契約論的傳統中,市民社會先于國家存在,只是因為契約的存在,政治代表才可以合法地為人民作出決定。選舉是使其良好運轉的工具。因此,代議制政府實現了(合法的)政治代表的本質,因而代議制民主也成為民主的同義詞。從皮特金到納迪亞·烏爾比納蒂(Nadia Urbinati)(17),他們主要討論的是如何讓選舉型代表“實質性地”對其選民負責并作出回應,而不僅僅是正式授權。

   在過去的20年里,這一理論領域的整體概貌發生了顯著變化。(18)英語世界的政治理論已經發生了建構主義轉向。經驗主義政治社會學和歷史學堅持認為,政治傳播和象征型代表影響著公共輿論和群體身份的形成,這一觀點很難與非建構主義理論達成一致。建構主義轉向非常重視象征型代表。簡·曼斯布里奇(Jane Mansbridge)(19)、杰夫·格林(Jeffrey Green)(20)和邁克爾·薩沃德(Michael Saward)(21)等一大批學者已經認識到,政治代表的行為有力地促進了社會網絡的形成,因而也推動了那些應該得到代表的群體的建構。因此,政治代表的含義不能僅從自由主義視角出發,將其理解為某一群體向負責捍衛其利益或者代表其發言的某個個人授權,在社會群體的身份比以往更具流動性的現代社會更不能如此。薩沃德對代表主張的著名定義強調了這種關系的動態特征和復雜性:“代表的創造者(maker,M)提出一個代表某個目標(object,O)的議題(subject,S),而這個目標又與其所指對象(referent,R)相關,并且是針對某個受眾(audience,A)提出的。”(22)

   這種建構主義轉向體現了重要的理論發展。它使西方國家與中國這樣的國家之間的對立變得相對化,因為在這兩類國家中,代表都有助于被代表者的身份和意見的形成。(23)不過,這也引發了一些問題。這一轉向依賴英語中“代表”一詞的多義性,同時又沒有對其保持足夠的反思距離(reflective distance),因而沒有充分重視象征型代表與法定型代表之間的差異。這引發了概念上的縮減和分析上的混淆,當人們試圖將這些詞匯轉譯為非拉丁語系的語言時,問題就會暴露出來。此外,英語(24)中代表的兩種基本含義的混淆往往促使這些學者將象征型代表視為正式代表的唯一形式,或至少主要關注的是正式代表的象征性活動。這種傾向與古老的霍布斯傳統結合起來,其中代表往往將被代表者吸收進來。這一思想孕育于德國的政治理論,并明確出現在布迪厄的觀點中。但必須強調的是,象征型代表并不特指當選代表或官方發言人。在日常交流和公共領域中,從藝術家到媒體、社會運動的組織者和普通公民,多樣化的行動者都能扮演象征型代表的角色。(25)這一點對于博客空間中的互動型網絡代表(E-representation)尤其重要。(26)底層民眾也能發聲。(27)像中文這樣使用不同的詞語來表達象征型代表和法定型代表的語言更易于避免語義上和分析上的混淆。

  

   二、委任型代表與體現型代表

  

   值得注意的是,以英語作為工作語言來研究政治代表這一子領域的政治理論家們一直只關注西歐和北美,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其他理論傳統先前的研究成果。這一領域的研究沒有將世界范圍內政治代表的技藝和經驗所呈現出的豐富多彩的現狀整合起來。首先,它幾乎完全忽略了法定型代表中的二分法,即委任型代表與體現型代表,這種二分法對于德國概念史和政治理論至關重要。政治學通常能夠提出兩種基本的代表主張:一種主張使用諸如“我被委任”、“我是代表”、“我已當選”等表達方式;第二種更傾向于表述為“我是政治共同體的化身”、“我即國家”、“我們即人民”。這兩種代表主張指向西方歷史中不同的歷史矩陣。

在北半球,如下這一點在當今似乎是不證自明的,即法定型代表依靠委任,通常要由被代表者通過選舉來委任。然而,無論是對古希臘人還是羅馬人而言,都不存在一個詞匯使得他們能夠以一種統一的方式來指稱所有那些與我們現在理解的法定型代表相關的活動,如大使、選舉、發言人的行動,等等。事實上,委任型代表的概念相對較新,可以追溯至中世紀巴托魯斯(Bartolus de Saxoferrato)的著述。隨著拉丁文中“代表/顯現某人的人”(persona aliccuis repraesentare)這一表述的出現,“通過在代表與被代表者之間建立虛擬法律聯合體來代表其他人是可能的”這一觀念在多個領域得以形成,(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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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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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國外理論動態》2018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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