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守英:中國的歷史轉型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520 次 更新時間:2019-11-11 22:19:31

進入專題: 社會轉型  

劉守英 (進入專欄)  

  

   2019年10月首屆中國發展理論國際年會在中國人民大學成功召開,我們整理了開幕式以及閉幕式上主旨嘉賓的講話,供讀者思考,本文是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劉守英教授在開幕式當天的發言整理。

  

   我今天講的主題是最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我們40年來到底發生了什么變化,其中有哪些特殊的變化。對我們這40年的總結,大家用了很多詞:經濟奇跡、快速城市化、城市化水平到多少,這些東西到底是不是真的轉型了?

  

   所以,轉型非常重要標志。我總結了兩個維度:第一,無論是早期的發達國家,還是戰后的發展中國家,包括轉型國家,它們的共同特征是什么?越是后發國家,越是轉型國家。所以,我們國家有長達40年的10%以上的高增長率,這就意味著經濟奇跡。很多社會主義國家,包括發展中國家,都有很長時間的高增長率。所以,轉型的重要標志是一個經濟體的衰退率下降,而不僅僅是增長率的上升。這是我們最新的研究,把經濟績效分成正的部分和負的部分——為正的部分是經濟的增長頻率和增長率,為負的是衰退頻率和衰退率,這些加起來才是一個真正經濟績效的所有部分。1820年到2008年,18個歐洲國家和他們的殖民地,為正的部分的增長率變化很明確,1870年到2010年是3.16%,但是1950年到2008年期間也就是3.06%,這是為正部分的增長率。但是,差別主要在為負的部分的衰退率,1870年到1910年的時候是-2.30%,但是1950年到2008年期間下降到了-1.23%。從增長的頻率來看,發達國家為正的頻率并沒有顯示出明顯的與其他國家不一樣的地方,但是差別是長期的經濟績效沒有下降,即為負的部分的降低。大家看發展中國家,即所謂的“窮國”,其問題是兩個紅線,為正的增長率表現并不長,這和發達國家看到的一樣,前面是三點幾,“窮國”加起來為正的部分是四點幾,但是它的問題出現在為負的部分的衰退率居高不下。所以,制度經濟學的研究,將過去的關注增長率,轉向關注衰退率。實際上,非常重要的一個內在機制就是從過去怎么把經濟拉上去,轉向怎么樣保持經濟的平穩。所以,經濟平穩的最重要的因素,“窮國”和“富國”之間最大的差別就是政治事件頻率的差異。發達國家越往后,政治越平穩,秩序越成熟。“窮國”之所以長期處于貧困的狀態,不是因為沒有過增長率——它們曾經有很多時期有著很高的增長率,但是其問題出在秩序不穩定、政治動蕩,頻繁的政治事件,干擾了整個經濟的增長;第二個維度,是發展經濟學。發展經濟學的本質就是結構轉變,從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從鄉村社會轉向城市社會。但是,所有國家從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根上的變化到底是什么?我認為,核心是看農民與鄉土的黏度變化,無論是現代農業非常強的國家還是非常弱的國家,澳大利亞、丹麥、以色列、荷蘭,包括日本,它們的共同特征是,農業占GDP的份額和農業的就業份額不斷下降,即便是一些農業強國。所以,轉型真正的標志有兩個,第一,一個國家為負的增長的部分——即衰退率的下降,這樣,這個國家就基本上進入了比較平穩的狀態;第二,一個國家的轉型,從農業社會轉向城市社會的標志,是農民與鄉土黏度的降低。

  

   下面我們看一下中國。第一,我們來看整個中國經濟長期的績效。這個表我們可以分解成為增長率、衰退率、增長頻率和衰退頻率。中國過去40年經濟績效的表現之所以好,不僅僅是增長的頻率和增長率的提高,更主要的是衰退頻率和衰退率的下降。這是我講的第一點,中國奇跡的根本,是衰退率下降帶來的經濟績效的提高,而不簡單是高增長率帶來的經濟增長的變化。

  

   第二,就是我前面提到的農民與鄉土黏度的變化。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從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的表現并不差,就是說農業占GDP的份額、工業占GDP的份額,以及城市化水平,都與世界其他國家的結構轉變出現趨同的情況。但是我們反常在哪,在結構轉變中,第一個反常就是農民對農業經濟依賴的程度,與世界是趨同的,比如現在農業占GDP的份額為6%、7%,但是農民離土的程度與世界其他國家在結構轉變上存在差異,我們第一產業的就業還占到將近三分之一。農民離土的程度小于他對農業經濟的依賴程度,是我們在結構轉變中與其他國家相比,非常獨特的地方;第二個反常,是農民的入城率小于他們在城市的經濟活動率——我們經常講,中國的城市化有兩條線,即常住人口的城市化率和戶籍人口的城市化率。這兩個差異背后反映的是其在城市的經濟活動與世界各國有趨同性,但是農民進入城市的程度、作為城市人的程度,與世界各國相比是反常的;第三個更大的問題,世界各國在結構轉變的過程中,農業產值和就業份額的趨同,意味著農業的勞動生產率提高、農業的單位回報提高。但是由于上面兩條線的反常,直接導致了整個中國農業的反常。所以,我們的農業的成本利潤率是不斷下降的。

  

   第三,我講一下國家的結構轉變,是否一定會導致土地黏度的變化。這是我前面講的第二個指標,結構轉變只有帶來土地黏度的變化,才是“真轉型”。但是事實上,在整個70年的過程中,我們有快速的結構轉變,但是在土地的黏度的降低上,由于結構變遷的方式,導致農民與土地的關系出現了與世界各國的反差。所以,不是結構變遷的速度帶來了轉型,而是結構變遷的方式影響轉型,因為不同的結構變遷方式會產生不同的土地黏度的變化。我們在計劃經濟時期,推行國家工業化,開啟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變,但是我們進行工業化的方式,是重工業優先發展的國家工業化,我們實行農產品的統購統銷制度、集體化的人民公社制度和戶籍制度,我們建立了一個完整的工業體系,但卻是農民被保護在土地上的國家工業化,農民與土地的黏度并沒有發生變化。大家看第二個階段,改革時期在土地制度上有了松解,比如農村的土地制度改革,集體所有、農戶承包制度,以及非農用地上允許集體土地實行鄉村工業化,這是我們在改革時期實行的工業化的模式。這時,農民開始參與到工業化的進程中,但是農民參與工業化的方式,實際上只實現了分工分業,并沒有離開土地,整個改革時期的鄉村工業化基本上是在鄉村地區展開的,農民是不允許到城市參與到城市工業化進程的。第三個階段,90年代中期以后,我們的工業化進程大大加快,成為了“世界制造工廠”;另一方面,就是我們快速的城市化,但是這個城市化是以土地低價為支撐的園區工業化,主要在沿海地區展開。展開以后,農民便離開土地,不在原來的土地上進行工業化,這時便出現了中西部人口和勞動力向東部地區的轉移,出現了農民跨地區的出村。但是,由于我們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模式,農民是不落地的,所以最終的結果是農民的“回村”和“返農”。沿海地區園區的工業化和大規模的城市化,盡管形成了一個浪潮,但是農民由于在城市不能落下來,最后只能返村,也就意味著農民與土地的關系也沒有發生根本的緩解。問題出在哪里,歷史轉型面臨的挑戰和機遇就是80后的農民與80年代之前的“農一代”有了革命性的變化,這個革命性的變化就是一場代際的革命,“農二代”“出村不回村”、“鄉土變故土”、“家鄉變故鄉”。在經濟特征和社會特征上,“農二代”呈現出與“農一代”完全不一樣的特征。所以我覺得,從他們的經濟和社會行為來講,他們是“離土離農”的一代,是入城不再回去的一代,這帶來的變化就是整個農業發展方式的轉型。所以,中國的農業發展方式,從宋代以來,就開始不斷地形成一個以勞動高投入提高土地生產率的發展模式,但是現在發生的重大變化是,勞動的投入大大下降,資本的投入大大上升,所以農業的發展方式開始出現從以土地生產力為主,轉向以勞動生產力為主的發展模式的變化。

  

   最后,我講講整個中國的經濟轉型。中國能否進一步地完成偉大的轉型,我覺得有兩點需要注意,一是中國的改革在進一步趨向全面開放的過程中,經濟和政治要形成良性互動,防止出現為負的增長;二是要真正實現中國的結構現代化,解決農民土地黏度的變化,與世界在結構變遷上的趨同性,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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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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