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冠宇:“放管服”改革背景下我國社科研究政府資助模式的思考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264 次 更新時間:2019-11-11 07:37:10

進入專題: 國家社科研究     政府資助模式     “放管服”改革  

陳冠宇  

   內容提要:“放管服”改革作為政府管理經濟社會方式的創新和革命,對于社科研究政府資助模式的改革同樣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簡政放權”就是要轉變政府職能,逐步向社會組織、地方政府、科研機構和科研人員放權;“放管結合”就是要積極構建符合社科研究規律的管控體系,確保放得開、管得住;“優化服務”就是要強化政府公共服務職能,把解決影響社科研究的痛點、堵點、難點作為優化政府服務的重點。

   關 鍵 詞:國家社科研究  政府資助模式  “放管服”改革

  

   以1986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設立和1991年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成立為標志,具有中國特色的社科研究政府資助體系初步建立并逐漸完善。近30年來,我國社科研究的政府資助范圍不斷擴大、資助力度不斷增強,有力地促進了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的繁榮與發展,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那樣,我國廣大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深入研究和回答我國發展和我們黨執政面臨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推出一大批重要學術成果,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做出了重大貢獻”[1]。然而,在社科研究政府資助中存在的效率衰減、質量不高、評價單一、管理煩瑣等問題也不可忽視。研究和探討“放管服”背景下我國社科研究政府資助模式的改革,必須堅持問題導向,追本溯源,找準問題,分析原因,提出對策。

  

   一、計劃管理:社科研究政府資助模式的主要問題

  

   (一)資助資金的來源渠道比較單一,主要依靠政府投入

   在西方發達國家,“科研經費來源主要是企業,其次才是政府”[2],而且科學研究資助資金的來源渠道也比較廣泛,既有企業的資助,又有政府的資助,還有各類基金會等其他社會組織和個人的資助,而企業無疑是科學研究的主要資助者。有學者指出,“在科技成果的研制階段,發達國家企業是投資主體,企業投入占R&D經費投入總量的60~70%,而我國政府是主要的投資主體,企業的投入不足40%。”[2]在我國,企業對自然科學研究的投入比例相對較高,但在社科研究及基礎科學研究方面,企業及其他社會組織的投入比例較低。“從當前哲學社會科學資助的來源分析,雖然不斷強調要通過發揮市場機制促進資助來源多元化,但由于我國市場經濟發育程度低,應用研究產業化有一個過程,在一定時間內很難通過市場獲得較多經費,這就使得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主要資助來源是政府的財政撥款。”[3]

   (二)資助資金的去向顯現名校名人效應,形成行政化等級格局

   一方面,大量社科研究項目與資助資金向行政級別高的國家級重點科研院所和“985工程”“211工程”大學等重點院校傾斜,其他社科研究單位獲得的項目資助數量偏少。據統計,2013年至2017年,全國高校獲得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排名前15位的大學,只有1所大學為非“985工程”大學。[4]另一方面,各類學術機構的學者官員與政府機構的官員學者獲得了相當數量的社科研究項目與資金,很多普通科研院所及高等院校的社科研究者較少獲得項目資助。

   (三)資助資金的財務管理方式不夠科學,難以體現社科研究項目資助的特點

   長期以來,我國社科研究政府資助項目在資金管理上基本套用了行政機關事業單位的經費管理方式,沒有形成體現科研工作特殊性的政府資助經費管理體系。近些年,為防止受資助者濫用資助資金,有效規范資助資金使用行為,國家出臺了越來越嚴厲的科研資金預算制度、財務制度及審計制度。規范的制度和程序固然有助于防止出現資助資金使用上的違規問題和腐敗現象,但是,煩瑣的資助經費管理使用規定也使得資助資金使用難、報銷難。為了應付嚴苛的財務審計制度,受資助者往往被迫使出渾身解數,想出各種各樣的對策。不僅浪費了科研工作者大量的時間、精力,而且間接導致了少數科研工作者在資助資金使用報銷上的違法違規。

   (四)資助資金的投入產出效益失衡,研究成果低水平重復比例較大

   《2018年科學與工程指標(Science & Engineering Indicators)》數據顯示:2016年,中國作者發表的科學論文數量躍居世界第一,達到42.62萬篇。但在“高引論文”這一項指標的統計排名中,我國僅僅排在世界第五位。由此可見,我國作者發表論文明顯存在追求數量忽視質量的問題。政府資助的社科研究同樣存在上述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座談會上指出:“我國是哲學社會科學大國,研究隊伍、論文數量、政府投入等在世界上都是排在前面的,但目前在學術命題、學術思想、學術觀點、學術標準、學術話語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還不太相稱”,“還處于有數量缺質量、有專家缺大師的狀況。”[1]甚至“一些學術人員則通過項目立項實現職稱晉升,入選人才工程,獲得各種榮譽,但項目卻無法完成”[5]。有些項目,甚至是國家的重大項目申報成功后,也有項目沒能如期完成的。

  

   二、政府管制:社科研究政府資助模式的基本特征

  

   我國現行社科研究政府資助模式產生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正值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剛剛起步階段。在黨的十二大提出的“計劃經濟為主,商品經濟為輔”原則的指導下,這一時期的社科研究政府資助模式也必然體現著較強的計劃經濟色彩,具有明顯的政府管制特征。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確立了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此后,我國社科研究政府資助工作也在深化改革、逐步轉型,但尚未形成完全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新機制、新模式。習近平總書記一再強調:“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核心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就要講辯證法、兩點論,‘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都要用好。關鍵是加快轉變政府職能,該放給市場和社會的權一定要放足、放到位,該政府管的事一定要管好、管到位。”[6]當前我們在很多工作中,依然沒有完全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計劃經濟模式的色彩和痕跡在一些工作領域中依然有所體現、尚未根除。

   一是中央及地方政府直接掌控大量的科研經費,并以計劃手段或具有計劃色彩的方式自上而下進行分配。科研資源的配置主要通過各級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起決定性作用,而市場對科技研究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則未能得到有效發揮。

   二是科研經費管理基本沿用、套用行政機關事業單位的財務管理制度和會計核算方式,使得科研經費報銷、使用僵化而煩瑣。

   三是政府科研評價機制更多的是以獲批國家級科研項目的多少、發表核心期刊論文的多少來評判學術機構與研究者的學術水平和能力的高低,而核心期刊論文的發表通常又以國家級項目的支持為前提,在一定程度上偏離了科研工作的本質要求。

  

   三、“放管服”改革:我國社科研究政府資助模式的思考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轉變政府職能作為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全面部署,狠抓落實。2016年,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持續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不斷提高政府效能”的要求。2017年,他再次強調要“緊扣重點不斷深化‘放管服’改革,堅持不懈推動政府職能轉變”[7],并指出:“‘放管服’改革是一個系統的整體,既要進一步做好簡政放權的‘減法’,打造權力瘦身的‘緊身衣’,又要善于做加強監管的‘加法’和優化服務的‘乘法’,啃政府職能轉變的‘硬骨頭’,真正做到審批更簡、監管更強、服務更優,這是一個艱巨復雜過程。”[7]“放管服”改革的要求,也是社科研究政府資助模式改革的路徑選擇。針對目前社科研究政府資助模式存在的一些問題,改革的基本原則是處理好“放”與“管”的關系。一方面,政府應積極管控,但又管而不死;另一方面,國家應簡政放權,但又放而不亂,要做到“‘放權’與‘調控’之間‘無縫對接’、相互滲透”[8]。

   (一)簡政放權:放松對社科研究政府資助的政府管制

   我國社科研究政府資助應當持續推進簡政放權,著力轉變政府職能,“堅持‘簡’字當頭,堅決革除不合時宜的陳規舊制,打破不合理的條條框框,砍掉束縛創業創新的繁文縟節,把該放的權力徹底放出去,能取消的盡量取消、直接放給市場和社會”[7]。

   1.積極向社會組織放權,引導社會各界廣泛參與社科研究資助。從整體上看,西方發達國家自然科學研究經費投入的主體是企業,但社會科學研究資助呈現多元化趨勢,既有來自政府的資助,也有來自企業的資助,更多的是來自各類基金會等非政府組織的資助。而我國的社科研究資助主要來自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來自企業的資助比例較小,來自非政府組織的資助更是微乎其微。從世界發展趨勢看,社科研究單一的政府資助模式已經無法滿足社會科學日益發展繁榮的需要,迫切要求引導和鼓勵社會各界尤其是企業和各類社會組織結合自身需要,廣泛參與社科研究資助。這就要求對現有國家社科研究資助模式進行調整和優化,積極向各類社會組織放權,盡快形成以政府為主、各類社會組織為輔的社科研究資助格局。

   2.繼續向地方政府放權,加快完善分工明確的社科研究資助體系。“‘放管服’改革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放權于地方,充分調動地方的積極性。”[7]目前,我國社科研究政府資助基本都集中在中央層面,省級政府雖然也有資助項目,但是資助范圍不大、資助力度有限。鑒于此,中央層面的社科研究資助應進一步突出國家性、戰略性,重點支持國家重大社科研究項目,將每年資助的項目控制在適當合理的數量內,并進一步提高資助額度。同時,按優勢互補原則,將一般性項目分出一定比例交給省級社科基金來資助。逐步構建分工合理、各有側重、中央為主、省級為輔的社科研究資助體系。這樣既可以有效地發揮國家對社科研究資助的主導作用,又可以更好地調動地方的積極性。

   3.逐步向社科研究機構放權,充分調動科研機構的工作主動性。社科研究是一項特殊的創造性勞動,具有自身獨特的規律。社科研究政府資助既要體現黨和政府資助的內在要求,又要符合和尊重社科研究的自身規律,同時,也要吸收借鑒國外社科研究政府資助的成功經驗,給予科研機構科學必要的合理的科研自主權,不過度干預科研機構的具體科研工作,避免出現對科研活動管理“繁于秋荼,密于凝脂”的現象。

   4.適當向社科研究被資助者放權,努力減輕科研工作者的負擔。長久以來,“在高校和科研院所,普遍是將科研經費的管理比照‘三公經費’的管理進行”[9],“科研經費管理的‘繁文縟節’已經影響到科研人員的積極性”[9],致使一些科研人員“除非有職稱晉升或其他方面需求的壓力,才去申報課題,如果只是純粹從搞科研的角度,積極性已經不高”[9]。為改進和規范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資金使用和管理,提高資金使用效益,2016年9月7日,財政部、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領導小組印發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資金管理辦法》(財教〔2016〕304號),但從目前執行情況看,在某些方面仍然有待改進。同時,應當對中央、地方的相關資金管理辦法進行一次全面清理,努力為科研工作者創造一個寬松的學術環境與學術氛圍,有效消除財務制度、項目評審、監管、結項等方面對受資助者的不合理、不恰當約束。

(二)放管結合:構建符合社科研究規律的管理體系 (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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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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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 《江淮論壇》 2018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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