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玉坤:從“天鵝絨爹爹”到“拿鐵奶爸”:瑞典帶薪陪產假的制度與觀念變遷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399 次 更新時間:2019-11-08 21:59:04

進入專題: 產假   育兒假   社會福利   瑞典  

胡玉坤 (進入專欄)  

  

   【內容摘要】自20世紀70年代中葉以來,瑞典一直是世界上育兒假改革的領跑者。1974年,它率先通過立法用父母育兒假取代了母親獨享的產假。申請休假的少數父親旋即被坊間揶揄為“天鵝絨爹爹”。如今,瑞典父親享有三個月專屬的帶薪陪產假,在公共場合一邊喝咖啡一邊看護嬰幼兒的“拿鐵奶爸”遍地開花。在瑞典陪產假運動中,政策立法保障與新聞輿論導向成為一枚硬幣的兩面。兩者齊頭并進,相輔相成,逐漸凝聚起各方共識并贏得了“一箭多雕”之效。本文探究了當代瑞典陪產假的緣起,嬗變,觀念變遷下的福利溢出及其對中國的啟示。

  

   【關 鍵 詞】父親陪產假;父母育兒假;制度變革;觀念變遷。

  

一、問題的提出

  

   瑞典是發達國家中男女就業率較高、出生率也較高的一個范例。這一切應歸功于其政府持之以恒促進性別平等的各種干預努力。其中,最值得稱道的莫過于當代瑞典在推進父母育兒假(parental leave)和父親陪產假(paternity leave)方面創新性的先行之舉。瑞典是世界上第一對父親休育兒假進行立法的國家。早在20世紀70年代中葉,瑞典政府率先通過立法用父母享有的有酬育兒假取代了母親獨休的產假。45年前通過的這個立法允許雙親分享180天假期。盡管這是一個性別中立的家庭政策,它在當時可謂一個開先河的前衛之舉。甫一推出,整個國家一時間沸沸揚揚,申請休假的少數父親旋即被坊間諷刺為“天鵝絨爹爹”(Velvet Dads)[1]。40多年后的今天,瑞典父親合法享有三個月專屬的帶薪陪產假,在公共場合一邊喝咖啡一邊看護嬰幼兒的“拿鐵奶爸”(Latte Pappa)[2]已隨處可見。

  

   在瑞典推進男女平等休假的探索之旅中,政策立法保障與新聞輿論導向成為一枚硬幣的兩面。兩者齊頭并進,相輔相成,逐漸凝聚起從決策者到普通民眾的各方共識。目前執掌政權的瑞典政府自詡為一個女權主義政府,促進各個領域的性別平等成為其施政方針中的題中應有之義。這也足見男女平等意識在瑞典社會已深入人心,而性別平等理念的形成與發展又與其精致的制度設計密不可分。

  

   須知,中國政府簽署的一些人權公約,都十分重視男子和男孩平等承擔兒童照料和家務勞動的責任。譬如,聯合國1979年通過的《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在其序言中就明確承認:“念及婦女對家庭的福利和社會的發展所做出的巨大貢獻至今沒有充分受到公認,又念及母性的社會意義以及父母在家庭中和在養育子女方面所負任務的社會意義,并理解到婦女不應因生育的任務而受到歧視,因為養育子女是男女和整個社會的共同責任”。《兒童權利公約》第18條也載明:“締約國應盡其最大努力,確保父母雙方對兒童的養育和發展負有共同責任的原則得到確認。父母、或視具體情況而定的法定監護人對兒童的養育和發展負有首要責任。兒童的最大利益將是他們主要關心的事。”

  

   男性參與育兒和家務的責任也被列入了越來越多國際政策議程。例如,1995年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通過的《行動綱領》就明確指出,“婦女在家庭中發揮著關鍵性的作用。家庭是社會的基本單位,應當予以加強……應當承認懷孕、生養及父母在家庭中的作用和培育子女的作用所具有的社會意義。養育子女需要父母、男女和整個社會分擔責任。婦女的懷孕、生養、撫養子女以及婦女在生育方面的作用不能成為歧視的理由,也不能成為限制她們充分參與社會的因素。”

  

   陪產假事關男女平等,而性別不平等背后的一個主要“推手”是至今仍得不到承認的婦女再生產勞動的負擔。全面二孩政策出臺后,有關家庭友好政策的研究方興未艾。雖不乏給父親提供陪產假的主張,但延長母親產假之類的“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狹隘觀點也不鮮見。然而,迄今有關陪產假的聲音比較微弱,涉及瑞典的僅有較零散的信息。

  

   男性參與育兒事務已成為一個主流的國際發展趨勢。家庭照料上的“短板”凸顯了中國順應時勢加快公共政策介入的必要性。遺憾的是,全國性的陪產假仍付闕如。環顧全球,促使瑞典社會為人父母觀念和性別平等態度大為轉變的陪產假制度,尤其值得我們探究和反思。在陪產假亟待提上國家立法議程之際,探尋以往幾十年始終走在國際前沿的瑞典故事,因而非常必要,也十分及時。

  

二、瑞典陪產假的緣起與嬗變


   自上個世紀70年代中葉以來,瑞典一直是世界上育兒福利改革的一個引領者。瑞典開創性提出并落實父母共享的有酬產假可以追溯那時。為了鼓勵父親們在孩子降生后分擔妻子的照料責任,從而改變夫婦在無酬勞動方面上的明顯不平等和不平衡,1974年,瑞典即通過立法允許雙親分享育兒假。這一開先河之舉在當時稱得上是較前衛的新生事物。45年前的瑞典就如同今日中國,鮮有父親休假回家照料新生兒。新政甫一出臺,舉國上下引發了一番熱議。這就不難理解,該立法通過的當年應者寥寥,只有562位新生兒父親申請了休假,僅占有酬育兒假的0.5%而已。換言之,99.5%父親出于各種原因,如不情愿或抵制,仍未選擇休假。這一激進舉措遭到男性的拒斥,亦可想而知。但自那時起,有助于雙親共同履行育兒責任的理念在瑞典社會緩慢地生根發芽。

  

   父母育兒責任上這場靜悄悄“革命”,主要起源于瑞典婦女大規模走向社會參加生產勞動。始于上個世紀60年代末,為了應對勞動力短缺的困境,瑞典政府就致力于鼓勵婦女外出參加工作。隨著時間的推移,婦女在職場乃至政治場域取得了不讓須眉的成就。當越來越多婦女闖入原先專屬男性的勞作世界,同樣成為“養家糊口者”后,兒童養育的角色仍主要由婦女來承擔。這就不可避免陷入男女家庭責任不公平和兩性就業機會不平等之間惡性循環的“怪圈”。這一現象進而剝奪了婦女充分而平等地參與社會的機會,從而使職場上的“玻璃天花板”變得愈加難以逾越。與促進兩性照料責任更公平分擔的國際政策相呼應,瑞典國內的呼聲也日漸高漲。父母育兒假的應運而生,標志著消除歧視婦女的法律框架進一步增強。

  

   自上個世紀70年代中葉以來,瑞典一直是世界上育兒假改革的領跑者。以往數十年,該國幾乎所有黨派均贊同保障婦女在就業中和男性在家庭中的平等權利。1986年,瑞典進一步立法允許雙親分享9個月的帶薪育兒假。然而,囿于根深蒂固的父權慣習,婦女負責兒童照料仍是一個視若無睹的社會常態。既然讓父母自行決定如何分配休假,該新政實際上根本無力改變不平等的照料分工。在1974到1994年的20年間,休假父親比例的提升一直十分緩慢,始終未超過10%。妨礙他們休假的障礙主要來自工作場所的抵制和休假對傳統“男子氣概”的沖擊。

  

   為了解決奶爸們不休假的難題,20世紀90年代,瑞典政府邁出了更堅實的一步。1995年1月1日生效的《育兒假法》專為父親們量身打造了一個帶薪陪產假。這個立法具有幾個亮點:其一、它是性別中立的,為父母雙方各規定了一個月帶薪假期;其二、30天不可轉讓的 “爸爸配額”(daddy quoto)是其核心。這嗣后成為眾所周知的第一個“父親月”(daddy month);其三、這個專屬假雖不是非強制性的,但“不用即廢”(use it or lose it)[3]。該立法可以說是現今瑞典育兒政策的一個雛形。

  

   “不用即廢”是《育兒假法》最為管用的一個“利器”。這個硬性規定成為爸爸們離職休假的一個強大動力[4]。要是父親放棄休假或者沒休完一個月假,全家就會喪失政府提供的一個月帶薪津貼。這一激進規定的成效可謂立竿見影,隨之而來的不單是明顯提升的休假父親的比例,父親利用有酬假期的天數也穩步上升。該立法對低收入和出生國外的父親這兩大人群的影響尤為顯著。引入“父親份額”這個新概念,無疑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個跨越式進步。

  

   邁入21世紀后,瑞典式不用即廢且不得轉給的“父親配額”制一直與時俱進地走在完善之路上。依托雄厚的資金,帶薪陪產假的時長一延再延。繼1995年推出第一個專屬的“父親月”之后,2002年,瑞典又規定了第二個“父親月”,休假時間上翻了一番。育兒假的法定時長也從12個月增至13個月。2008年,瑞典還設立專項獎勵金,父親名下休的天數越多,得到的津貼也越多。要是夫婦倆對半分即各休240天的話,獎勵即可達到最高值。從2016年1月1日起,父親的陪產假再一次延長,增加到了三個月。陪產假的“三聯增”果真奏效。如今,九成奶爸會休帶薪假。不過平均而言,他們只休3-4個月,占有酬育兒假總時長的四分之一左右[5]。

  

   作為一個高福利國家,瑞典陪產待遇之優渥飲譽全球。瑞典素以家庭友好政策著稱。每個孩子降生后,國家掏錢為慷慨地新生兒父母支付長達16個月(即480天)的帶薪育兒假。其中的390天父母能得到其常規薪酬的約80%,剩下的90天則按每天20歐元的固定費率。在480天當中,父母雙方各有90天不用即作廢的休假。換句話說,母親充其量只能休390天假。由此可見,國家干預的意圖重在鼓勵男子與妻子更平等地分享休假。

  

   試想一下,假如光增加母親的休假時長,那么,不單兩性之間的薪資差距會進一步固化,職場上對婦女的歧視也在所難免。蓋因婦女休假時間越久,收入上受損的程度會越嚴重,更不必說婦女在晉升和職業發展上受到的牽制。瑞典式陪產福利一直在與時俱進地不斷推進,其高明之處就在于不斷增加父親全職在家里帶娃的時長。更值得稱道的是,父親休假少于90天便得不到津貼成為一個硬性規定;父親名下休的天數越多,得到的津貼也越高。要是夫妻對半分的話,獎勵也隨之達到最高值。瑞典政府通過經濟激勵逼迫男子與妻子更平等地分享休假的政策意圖,由此亦可略見一斑。

  

   瑞典陪產福利之慷慨和內容之人性化均處于世界領先地位。孩子八周歲以前的任何時點都可彈性地加以利用。不僅如此,休足480天帶薪假后,父母還享有減時的法定權利,有不滿8歲子女的父母均可申請將正常工時最多縮減四分之一。返職后的婦女還可以選擇靈活度更高但報酬更低的非全日制工作或彈性工作時間,如錯時上下班或電子通勤等。特別值得關注的是,有較高比例職業母親選擇從事非全日制工作。更具人性化的一點是,一些兼職婦女繼續從事此前的全職工作,有的等到孩子上小學后再重新拾起全職工作。

  

這一切更易于父母平衡工作-家庭生活,降低其育兒的焦慮和負擔。這些常態化的友善制度使瑞典成為世人稱羨的最適合生育的樂土之一。育兒假還是面向所有夫婦的一個普惠型的福利待遇,對于非就業者也沒有不聞不問。瑞典的收入稅很高,其中很大的份額都用于社會上促進工作-家庭生活之間的平衡。瑞典政府和一些政治家還希望在這些方面走得更遠一些。瑞典享譽全球的產假福利之優渥,(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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