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大力:誰來決定我們是誰——關于中國民族史研究的三把鑰匙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463 次 更新時間:2019-11-08 07:46:33

進入專題: 民族史研究  

姚大力  

   我們今天比較容易習慣于把民族看成是一個固定的基本事實,好像它自開天辟地以來便自然、自動地存在著,實際上不是這樣的。一直到商代末年,我們大概都還沒有充分理由說,華夏這樣一個人群已經完全存在了。

   誰來決定我們是誰?憑著一個最直接的感覺,似乎就能很輕易地回答這個問題:是我們的爸爸媽媽決定我們是誰,甚至我們的名字也大都是父母起的。那么又是誰決定了我們的父母是誰呢?是他們的父母。由此看來,好像是這樣一串血緣的鏈環在決定我們究竟是誰。

   但如果把對人群進行界定和分類的范疇從一個家族、宗族擴大到某種更大型的人群,擴大到迄于今日為止每個中國人都必須歸屬于其中的那五十六個經過官方正式認定的“民族”——我們現在填表還經常需要填寫本人是屬于哪一個民族的——那么這樣一種被稱為民族的集體身份范疇,又是由誰來決定的呢?它還是由以上講到過的爸爸媽媽的血緣鏈環來決定的嗎?也許有人會贊同這樣的回答。但在實際上,當我們要去追溯對一個大型人群集體身份的意識之形成及其發育過程時,問題就變得復雜得多了,變得與我們在界定某個個人的族群身份問題時大不一樣了。

   所以在中國民族史的領域內,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也可以說是在我們從事中國民族史的研究時始終在激發我們的想象、興趣和動力的一個相當根本的問題。那就是今天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的各個民族的祖先,他們究竟是怎樣起源、又怎么樣互相分化和融合,以致形成今天這樣的分布格局的?最近十多年以來,由于歷史學之外幾個相關學科的進展,已使我們有可能把對上面提到的這個問題的認識大大地向前推進一步。所以,作為研究中國民族史的從業人員,我給自己提的一個問題是:我怎么面對民族史以外的學科給予民族史的這種促進,甚至可以說是刺激?怎么去面對它們所能提供的很多概念、方法和具體知識內容,并且把它們跟中國民族史的專業研究結合起來?在這樣的結合中,我們又會獲得怎樣一些有意思的成果與結論?

   在這里,需要密切予以關注的歷史學以外的相關學科,主要有三種。我覺得可以稱它們為揭開存在于民族史研究中諸多重要謎團的三把鑰匙。這三把鑰匙,或者說三個學術領域,第一個是分子人類學。第二個是比較歷史語言學,屬于語言學領域內的一個分支。第三個屬于社會學領域,即其中的民族社會學。誰來決定我們是誰?且讓我們分別看看,這三個學科領域怎么樣回答與此相關的諸問題。也就是說,在回答有關“我們是誰”的問題時,這三個不同的學科領域會各自給予我們一些什么樣的啟發或者幫助?了解這些以后,對究竟是誰在決定我們是誰的問題,理解起來大概也就會更容易一些了。

   先說第一把鑰匙。分子人類學在考察史前人類的起源、分化及其分布狀態的時候,采取的是什么樣的分類范疇,換言之,它以什么樣的人群作為它考察分辨的對象呢?這個對象顯然不可能是個人或家庭。在處理與此相關的課題時,分子人類學對其研究對象的分類范疇,往往與語言的分類聯系在一起,即根據人們所使用的語言的不同而將他們劃分為不同人群來進行分辨與考察。那么這是為什么呢?

   在我們從自己的文化母體所承繼的全部遺產要素中,語言大概是最難被放棄與改換替代的。要一個頗具規模的人群整體地、自動地遺棄自己的母語而以另一種外來語替換之,雖然不能說完全不可能、并且從未發生過,至少也是不太常見的。正如某個文化人類學家所說的那樣,人們總是“傾向于非常勉強和無限緩慢地做這件事”。正因為如此,語言是我們可以尋找到的能在極大程度上反映出人群內部原始聯系的一個最合適的指征。盡管語言的邊界未必一定就是種群的邊界,并且任何一個操同一語言的人群事實上都早已變成了所謂混合人群,但語言依然可以作為考察原始人群起源、分化,不同原始人群的分布狀況及其相互關系,乃至他們各自與現當代諸人群之間相互關系時的基本所指,或曰基本范疇。

   比如我們會說,大約六千年前,活動于今日西北中國、創造了前期“仰韶文化”的群體,分化為向西擴展的原始藏緬語族共同語人群和向東擴展的原始漢語人群;我們甚至可以把分化發生之前的那個創造了前期仰韶文化的人類共同體稱為操原始漢藏語系共同語的人群。研究漢藏語系語言史的學者很早就發現,漢語與屬于藏緬語族的諸語言具有發生學意義上的共同起源。但是光采取比較歷史語言學的研究方法,大概永遠無法回答:漢語與藏緬語族的分化,究竟發生在何時、何地?正是分子人類學,向我們提供了尋找這類答案的最關鍵的幫助。

   我們知道,分子人類學研究所追蹤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對象,是人體內的遺傳物質DNA。就我們現在正在討論的主題而言,其中尤其重要的是經由父系遺傳的Y染色體DNA和母系遺傳的線粒體DNA,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儲存于上述種類DNA中的遺傳信息。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通過從群體水平上考查和分辨各種不同語言的混合人群所具有的特殊遺傳結構,分子人類學在最近的二十年里面,給予我們了解古代人群起源、發育、分化和融合以極大的提示。

   下面就讓我們依據分子人類學的新近研究成果,對今天中國版圖內各民族的起源、分化與融合過程作一個盡可能簡單易懂的介紹。我想此前的講座一定已經提到過,今日中國絕大多數人口的祖先,是在大約兩三萬年前到達今緬甸西部后分成不多幾支,從中南半島先后進入今中國境內的。其中橫穿老撾進入北越和廣西,并沿中國東南海岸線不斷北上的一支,逐漸形成為說原始南島-壯侗共同語的人群;大約六千年前,他們又分化為說原始壯侗共同語,以及說原始南島共同語的兩個人群。約三萬年前與后來說原始南島-壯侗共同語的人群各自分叉、經今緬甸-云南交界地區入滇的另一支人群內部,在兩萬年前左右又發生進一步的分化,由此產生說原始孟-高棉語族共同語,以及說原始漢藏-苗瑤共同語的兩個人群。后者又在約一萬兩千年前取道云貴高原北上入川,而后又在那里分化為說原始苗瑤語族共同語和說原始漢-藏緬語共同語的兩支。然后正如上面已經提到過的,又經過六千年,說原始漢-藏緬語共同語的人群在其遷徙所至之西北中國再分化為兩支,即說原始漢語和說原始藏緬語族共同語的這樣兩個人群(圖一)。

   不過到此為止,我們的故事還沒有說完。實際上,比原始壯侗共同語人群沿東南海岸線的北上更早,早已有另一支人群到達了今日的北部中國。他們大概在六萬至四萬年前就已經在藏緬走廊或其鄰近地區,從先前走出非洲后沿阿拉伯海岸東行、又橫跨印度次大陸的原始人群中分化出來,并且經由與其后的原始壯侗語人群大致相同的遷徙路線抵達渤海灣西部各地。從這支人群中,后來又分化出說原始蒙古共同語和說原始通古斯共同語的兩個人群,但這次分化的時間目前還不克確知。

   突厥語人群的起源比較復雜,這里暫且不去說它。但很值得在這里順便說一說對所謂“阿爾泰語系”的新認識。很久以來,對是否應該把蒙古語族、通古斯-滿語族和突厥語族的諸語言納入同一個“阿爾泰語系”,也就是這三個語族是否在語言發生學的意義上具有共同起源的問題,在比較歷史語言學家之間一直沒有取得完全一致的看法。對于操這三個語族的諸多族群所進行的分子人類學考察如今告訴我們,說蒙古語族和通古斯-滿語族諸種語言的人群之間,存在較近的共同起源關系,而他們與突厥語諸人群之間的親緣關系就要疏遠得多了。

   毫無疑問,隨著研究工作的進一步深入和實驗方法的進一步改進,對上面提到的這些結論,有些可能需要進行程度不等的調整,有些甚至要作很大的更動。但是對本學科發展所可能賦予東亞或中國民族史研究的巨大推動意義,無論如何是不應該被我們忽略或低估的。

   現在再回過頭來看仰韶文化。剛才說到,創造前期仰韶文化的人群,面臨著一個東西的分化,于是就產生出說漢語的以及它西面說藏緬語族諸語言的各人群。為什么在這中間會發生斷裂呢?我們不難了解,離開關中平原再往西面走,雖然還有一些零零碎碎的可以用于農業耕作的土地,但像這樣可以耕作的地方已很難連成一片。也就是說,在那里已沒有辦法建立一個大規模、大面積的農業社會。而如果從關中再向東走,情況就大不一樣。在那里,從事原始的灌溉農業,條件一點也不比關中差。主要靠風力搬運堆積起來的黃土高原和主要由河水夾帶的黃土泥沙沖積而成的黃土平原,為從事原始的灌溉農業的人們提供了非常相近的生存環境。

   因此,如拉鐵摩爾早已指出過的那樣,漢族的祖先向西拓展生存空間的活動,在某一個階段被迫突然停頓,因為再往西走便無法進行他們所擅長的大規模的原始灌溉農業。從這次突然的停頓,到東部的人類聚集了足夠能力,需要回頭去進一步地開發、利用那些小片土地的時代之間,這中間還得等很長一段空隙時間。時間的空隙導致空間的空隙。原先同一個人群就此分離為互相隔離的兩個群落。西半部的那個人群在越來越向西、并從那兒不斷向南尋找生活和生產資源的過程中,逐漸放棄大面積原始灌溉農業,而發展出適合于當地環境的半農半牧或流動畜牧的生產方式,并且將比他們更早就已到達藏緬走廊的帶有Y染色體遺傳標記D的古人群(目前還不清楚他們究竟操何種語言)融合在自己的群體之中。長時期的相互隔離,最終導致他們的語言與其昔日東部伙伴們所使用的語言相比也發生了顯著變化。

   在其西部突然收縮的那個人群的分布區以東,本來有另外一個原始農業文化,就所謂大汶口文化或者說后來的龍山文化(圖二)。結果,向東發展的仰韶文化與由東向西擴展的龍山文化,在充分的交流中間產生逐漸融合的趨勢。在公元前2000年之后,從華北的原始文化中間,終于產生了由原始的史前文化跨越早期文明門檻的突破,中國早期國家就這樣從成百上千的一大群酋邦社會中誕生了。但這里所謂“跨越”,并不像我們在實際生活中跨越一個門檻那樣簡單快捷。我們甚至還無從了解,究竟是在什么樣的一個時間節段,華北史前文化算是完成了向早期文明的這次跨越。總之它大約發生在公元前第二千紀的上半葉(前2000年至前1500年之間)。而整個的公元前第二千紀,正可以被包括在一般人都熟知所謂“三代”,也就是夏、商、西周的時期內(直到這個千紀的末尾,西周還開始不久;此后它還將有二百三十年的壽命)。可以確定的是,至少在晚商之前,從史前向早期文明的跨越,肯定已經在華北社會內實現了。

   所謂夏、商與西周,往往被今天的人們理解為是三個互相接續的“王朝”。這本不全錯。但那時的“王朝”還根本沒有秦漢、隋唐、明清這樣的專制君主官僚制的國家機器。當時所謂“王”或者“天子”,與秦以后中央政府的皇帝也大不一樣;他們無非都是高踞于華北數百成千個“方國”(其中既有早期國家、也當有不少還是酋邦組織)統治者之上的眾王之王。另一點需要加以強調是,我們很容易想當然地以為,所謂三代,乃是此前早已經形成的具有共同文化的同一大型人群所相繼經歷的三個統治王朝。但實際情況并不是這樣。這三個“王朝”各自的基本力量,其實是分布在華北三地的三個不同人群(圖三)。西周在關中,夏在河南及山西南部,商人的本據地則分布得更靠東面一些。而所謂華夏,就是夏人、商人和周人以及不同程度地受他們支配控制的華北各“方國”人群,經過公元前第二千紀的漫長融合,而逐漸被形塑而成的一個具有共同文化的人們共同體。由于他們屬于數量很大的一批不同國家,所以又有“諸夏”之稱,即“華夏”復數的意思。“華夏”從一個帶有復數性格的專名,變成純粹單數形式,是在秦始皇統一六國后發生的。

“華夏”或“諸夏”,可以說就是今日漢族可以追溯的最早的祖先人群。在將近一千年的漫長時間段里,這個人們共同體在越來越多的交流、溝通與相互融合的過程里,形成了若干重要的共同文化因素。其中包括塊范澆鑄的青銅冶煉技術,以晚商甲骨文和銘刻在周代青銅器上的“金文”為代表的漢語及其書寫系統,傳說中由周公創設集成的西周禮儀制度,以及至今稱為“夏歷”的太陰歷與太陽歷相結合的中國農歷,等等。晚商青銅器的精致華麗(有人說它們體現的是“獰厲的美”)是眾所周知的。西周延續著這種青銅鑄造技術,發展到西周中后期形成中國青銅鑄造技術的又一個高峰,(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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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發信站:愛思想(http://www.pasiuv.co),欄目:天益學術 > 社會學 > 民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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