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巍:歷史關口再思中美關系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2343 次 更新時間:2019-11-08 07:36:12

進入專題: 中美關系  

達巍  

   過去兩年,中美關系發生了太多的重大變化。建交四十年之后,中美關系正經過一個歷史的峽谷,前方將是一大片未知的水域。坊間關于中美關系和美國的種種“信息轟炸”已讓人產生審“美”疲勞,但由于我們身處這樣的關口,學界仍有責任超越表面的紛擾,去思考一些中美關系中的重大問題。

   從研究來說,提出一個好的問題,跟回答問題幾乎同等重要。今天我想圍繞困擾我的九個問題來展開。我對這些問題并沒有確定的答案,提出問題的目的是希望推動學界的思考與討論,并就教于在場與不在場的各位先進。

  

   一、中美關系可能超越國內體制和戰略差異嗎?

  

   我們說到中美關系以及中國與其他國家的關系,經常說雙邊關系應該超越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和發展模式的差異。作為一個愿望,這當然是好的,也是應當追求的目標。不過過去兩年來,至少就中美關系而言,兩國之間的關系越來越難以擺脫兩國國內差異的消極影響。

   回看歷史, 40年前中美得以建交,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的國內發展戰略的調整。1978年下半年,中美建交談判之所以能夠加速并取得突破,實際上主要是中方推動的結果。為了讓中美在1979年1月初美國新國會到位之前完成建交,中國領導人在對臺軍售等問題上還做出了不小的讓步。

   這一關系很清晰地體現在“兩個40年”的時間重疊上。《中美建交公報》是兩國在1978年12月16日公布的。兩天之后的1978年12月18日,中國共產黨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三中全會開到12月25日閉幕。整整一周之后,中美正式建交。也就是說,中美建交與三中全會這兩件歷史性的大事幾乎是同時發生的。這很難說是一種巧合。三中全會決定全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從1978年鄧小平同志接見外賓時的多次談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中國領導人有意識地要通過改善與發達國家的關系來助力中國的現代化。

   1972年中美關系能破冰,主要是結構性因素,也就是平衡蘇聯的戰略需要;但是到1978年中美能建交,除了原有的結構性因素之外,又疊加了中國國內發展戰略的調整這一動因。中美建交之后,經過一段時間,美國也發現一個良好的中美關系除了能平衡蘇聯之外,也是美國在全球擴展所謂“自由國際主義戰略”的一部分。因此,中美建交之后,兩國內部都是有強大內在需求去支持和維護中美關系穩定。

   一個國家國內的戰略選擇,對于其外交政策有著極其重要的影響。兩個國家發展戰略是總體契合的還是相互沖突的,對雙邊關系有著根本的影響。中美關系過去四十年雖歷經風雨但總體保持穩定,很大程度上源自中美兩國國內戰略的契合;中美關系今天遇到這么大的困難,除了中美實力日益接近引起的結構性變化之外,中美兩國政治體制、經濟體制乃至社會文化層次的差異越來越明顯,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從中國的角度看,近年來中國在政治上加強了黨的領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日益成熟完善,對于這些變化,美國接受不了,覺得焦慮、“失望”;從美國的角度來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的發展模式在美國遇到巨大的質疑與挑戰,這一變化不但打破了與中國維持總體合作態勢的必要性,而且使中國成了替罪羊。

   此外,最近兩年兩國社會文化的差異也越來越明顯。NBA的莫雷事件等都顯示出了兩國的一種文化差異。美國人把個人、權利放在優先的位置,中國人把國家、集體、主權放在非常優先的地位。美國人過去總以為隨著中國的發展,會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中產階級、新階層與他們的看法更為接近。但是現在至少在涉及領土、主權這類問題上,美國人會看到無論是中國年輕人,還是中國的城市中產階級、私營企業主與他們的觀點差異非常大。

   最近兩三年,中美關系似乎越來越無法擺脫意識形態、政治制度和社會文化差異的影響。中美兩國面臨著這樣的局面:如果各自堅持現在的國內戰略選擇,中美關系某種程度的惡化大概是無法避免的;反過來說,中美關系如果要想好一點,兩國國內戰略就都要加以調整,增強彼此的兼容性。后面這種可能性應該說很小。可以說,我們現在遇到的不是兩國外交的問題,是國內選擇的問題。

  

   二、如何表達過去40年中美彼此的戰略?

  

   現在大家都基本都同意,中美關系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我們正在進入一個新的時空框架。我想我們不能在已經要告別中美關系舊框架的時候,還未能準確表述過去那個框架——如果我們說不清我們的來處,又如何能夠說清我們的去處呢?

   這里的問題是:過去的40年,美國對華戰略是什么?中國的對美戰略又是什么?

   表述美國對華戰略的術語特別多,比如接觸、遏制、制衡、規制、“接觸+遏制”……其中,美國人用的最多的大概是“接觸”。我認為,這一表述是最準確的。不過這個詞的翻譯有比較大的問題,“engagement”更準確的意思我認為包含著“咬合”或者“鎖住”,里面包含有“拉住”中國這層意思,就兩個齒輪之間的咬合,而不是兩個平面的淺層接觸。美國接觸戰略的核心是,通過與中國交往,把中國拉進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里,獲取經濟和戰略利益,同時塑造中國的發展方向。

   需要注意的是,“接觸”指的是美國的一種對華戰略,不能把它簡單地等同于兩國的交往行為。接觸戰略基本上是一個強國對一個相對弱國的戰略,是一個開放國家對一個相對封閉國家的戰略。中美今天當然仍然有很多交往,從貿易到人員往來。但是美國在戰略層次已經放棄了接觸戰略,因為中國的情況已經跟40年前大不相同,不再是一個在體系邊緣等待被“拉進來”的相對弱國,而是一個在國際舞臺中心的強國。美國在“塑造中國發展方向”的問題上也基本絕望。所以美國現在當然與中國繼續在交往,但是接觸戰略已經終結了。

   另外,“接觸”從來不是純正面的表述。對中國來說,接觸戰略里面本身就包含了積極和消極的兩個方面。積極面就是與中國交往帶來的戰略和經濟利益;但是這個戰略里面也確實包含著對中國比較大的壓力,特別是政治上“和平演變”的壓力。

   至于“遏制”,我個人認為用它來描述1972年以后的美國對華戰略是一個錯誤。名不正則言不順,我們不應該再使用錯誤的概念,這會有很大的誤導性。遏制是1949年之后美國的對華戰略,這一戰略伴隨1972年中美關系的解凍就結束了。

   我們現在有時還在用“遏制”,其實只是為了表達我們所看到的美國對華戰略中的消極方面。這樣的消極方面當然存在,但是我們不應該用一個錯誤的名詞去命名它。用錯概念最后會造成嚴重的惡果。

   遏制與被遏制的對象之間,是沒有交融的全然敵對關系,遏制的一方是要試圖把被遏制的一方隔絕、壓制在一定的范圍之內。1972年之后美國的對華戰略比“遏制”復雜得多。當中美之間有6000多億美元的貿易,500萬人次的人員來往,在一些戰略問題上還有合作,怎么會是“遏制”戰略呢?實際上,開放、相互依存條件下的博弈,比遏制與反遏制復雜的多。把美國對華戰略歸結為遏制,其實是低估了我們面臨的挑戰的難度。當然,今天美國對華戰略里某些局部領域或許可以說是遏制。比如美國現在與中國打“科技冷戰”,確實是在向遏制方面發展。但是用“遏制”來概括整體美國對華戰略是不準確的。

   過去40年中國對美戰略是什么呢?我們好像沒有特別簡潔地概括過。我仿造“接觸”,把1979年之后的中國對美戰略叫做“融入”。在那段時空里,中國對美國實行了一個持續的融入、接軌的戰略。我們的想法就是要融入到國際體系里,由此實現經濟和社會的現代化,但是中國同時還要保持自己的特色。

   總之,在過去40年里,美國把中國要“拉進去”,而中國要自己“融進去”, 中美在中國融入國際體系這個問題上存在相當強的戰略契合;但是在最終中國應該變成什么樣國家這個問題上,中美態度很不一樣。只不過由于中國融入需要一個比較長的過程,在完成這個過程之前,中國走向這個問題被暫時擱置起來了。正是因為這樣一個背景,才有了剛才討論的第一個問題:中國國內戰略選擇的演進,與美國的長期期待形成了比較大的落差。這是今天中美關系的質變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中美關系是否仍然終歸要好起來才行?

  

   1989年12月10日,鄧小平同志接見老布什總統特使、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斯考克羅夫特時講了這句話。過去中美關系出現波折,我們都會引用,“中美關系歸根到底還是要好起來才行”。這個表述不僅一直給我們信心,也多次被證明確實是對的。

   今天,我們恐怕要問:30年前,小平同志為什么說這句話? 30年以后的今天,中美關系是不是仍然歸根到底還要好起來才行?從邏輯上說,中美關系憑什么終歸要好起來才行呢?難道就不能壞下去?中美關系的好壞是服務于我們的國家利益和戰略需要的。從理論上說,如果一個好的中美關系符合我們的利益,我們就要好的;一個壞的中美關系符合我們的利益,我們就應該要壞的中美關系。

   偉人已逝。我自己揣摩,30年前中美關系終歸要好起來才行,是由于中國改革開放的大業剛剛起步十年,中國需要中美關系終歸要好起來才行。如果那時中美徹底變成了對抗關系,可能日后我們的改革開放就不會那么順利。

   那時,美國大概也認為,中美關系歸根結底還要好起來才行。上世紀80年代,新自由主義已經在全球開始擴張了。美國戰略界和商界開始從這樣一個背景下理解中美關系。現在回頭看1989年美國對中國的制裁,主要在高層交往、軍事合作等領域,老布什總統特別強調“對華制裁不能影響中美經貿關系。”克林頓政府1993年曾將最惠國待遇與人權問題掛鉤,但是在商界等力量的游說下,1994年就決定脫鉤。所以說,30年前中美很可能都有“中美關系歸根到底還是要好起來才行”的共識。

   今天,中美關系還是不是要好起來才行?我已經無法給出一個肯定的答案了。今天的中美兩國的國內發展戰略,對一個合作性的中美關系的需求已經不像30年前那樣強烈。因此,今天的中國和美國對于一個比較差的中美關系的忍耐力好像是越來越強了。我這里談的問題不是一個應然的問題,不是中美關系應不應該好起來,我談的是一個實然問題:今天的時空已變,中美關系缺少了國內戰略的托底,也就失去了“終歸要好起來才行”的道理。畢竟,如同任何一組對外關系,中美關系好也罷壞也罷,都只是一個手段,而不是我們的目的。

  

   四、美國對華“接觸”戰略的假設是否已經失效?

  

   這個問題是美國戰略界這幾年一直在問的問題。對這一問題的回答也會直接導向另一個問題,即美國對華“接觸”戰略是不是已經“失敗”了?

我最早看到質疑“接觸”戰略的前提假設的,是美國《洛杉磯時報》前駐華記者孟捷慕2007年出版的《中國幻想曲》一書。他當時就指出,美國對華接觸戰略的基本假定是,只要跟中國接觸,中國就會變;只要中國實行市場經濟,中國政治體制就會跟著變。12年前他就說,這樣一個假定是錯的,美國必須要準備跟一個經濟上越來越強大的、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打交道。那時候,他的觀點非常“孤獨”。但是12年過去了,不僅美國戰略界在這個問題上已經完全站到了孟捷慕一邊,而且2017年12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已經從官方的角度表達了同樣的意思。(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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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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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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