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秀林 蔣細斌:從社會區到社區SEI:當代中國都市社區研究的新取向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53 次 更新時間:2019-11-08 07:16:04

進入專題: 都市研究     社區研究     社會區     社區SEI  

孫秀林   蔣細斌  

   內容提要:當今中國的都市社區研究,應當具有一種總體性的研究視野和分析框架。在當代都市社區差異性日益凸顯的背景下,社會學需要突破以往的社會區研究范式,需要發展更具有分析力的概念工具。社區SEI的概念突破了以往社區研究多以個案方式進行的研究范式。以社區作為分析單位,可以用于不同社區之間的直接比較,還可以作為中介變量,考察不同社區內部居民在健康、社會交往、社會參與、社會網絡、社會資本等方面的影響效果與作用機制,突破原有研究的純粹個體主義傾向,實現在社區研究中“把社會帶回來”。并且,有助于建立一個社區—個體之間的多層次分析框架,可以在個體微觀行動與集體宏觀結構之間建立一個關聯機制。因此,社區SEI的概念可能是未來城市社區研究的一個重要突破點。

   關 鍵 詞:都市研究  社區研究  社會區  社區SEI

  

   20世紀初,以芝加哥、費城為首的一大批美國城市在短期之內經歷了迅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這些大城市里集聚了不同宗教、不同種族和不同國家的移民群體,這些移民群體分布在城市中的不同區位,為城市空間形態的研究提供了絕佳的實驗場所。眾多學者對當時的城市社會空間進行了深入研究,其中最為著名的是以帕克和伯吉斯為首的芝加哥學派。他們對于城市空間形態的研究成果集中于城市社會空間分布的三大古典模型之中,包括伯吉斯的“同心圓模型”、霍伊特的“扇形模型”以及哈里斯和烏爾曼的“多核心”模型。盡管不同模型的分析過程存在一定差異,但從本質上來說,這些研究都是城市不同社會區域的空間構造與分布。可以說,芝加哥學派的城市社會空間研究為后來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礎。1960年代之后,社會區的研究方法開始成為城市空間的重要分析工具。但是,隨著當今城市的日益復雜化,城市社區的差異性日益擴大,社會區的研究方法也越來越表現出其局限性,需要新的研究工具來彌補社會區研究的短板。社區SEI(Community Socioeconomic Index)的概念,可能是中國未來城市社區量化研究的一個新的突破點。本文首先對社會區的社會空間研究進行一個概述,然后給出社區SEI的分析概念,隨后利用香港和上海的調查數據展示幾個社區SEI研究的應用案例,最后總結展望這一概念工具在當代中國都市社區研究中的應用前景。

  

   一 社會區:社區空間研究的經典范式

  

   社會區研究方法是由謝夫凱、威廉斯和貝爾在西方城市社會空間的三大古典模型基礎上提出來的。[1]通過利用人口普查數據對舊金山和洛杉磯的城市社會空間進行因子生態分析,學者們發現,不同的空間實體在城市中的分布受到三種不同模型的影響,其中社會經濟狀況呈現扇形分布,家庭狀況呈現同心圓分布,種族狀況則呈現多核心分布。[2]此后,社會區方法成為研究城市內部空間結構的主要手段。社會區分析方法在創立之初以定性分析為主,隨著20世紀60年代計算機時代的到來,統計分析手段納入了社會區分析過程中,因子生態分析成為社會區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

   社會區研究方法在20世紀中葉被提出之后,在西方國家經過了廣泛的經驗研究。對舊金山和洛杉磯進行研究發現,社會經濟狀況、家庭狀況和種族狀況是這兩個城市空間分異的主要因子,[3]而對俄亥俄州的研究則發現城市化因子也發揮著重要作用。[4]隨后在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研究則有著不一樣的發現,如澳大利亞的城市堪培拉,種族和人口年齡是該城市空間分異的主要因子。[5]在地區比較研究中,發現英國大城市的空間分異里種族的區分不明顯。[6]利用1930年、1940年、1950年、1960年的芝加哥75個街區進行分析發現,美國城市的空間分異主要是社會經濟狀況因子,同時家庭狀況因子的作用比重下降,種族因子比重上升。[7]

   1990年代以后,社會區被廣泛應用于包括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在內的城市問題的研究。總體而言,城市社會區研究是對多個對象進行綜合考察。從研究對象上看,社會區研究關注的對象主要有以下幾項內容:城市中的人口分布,包括密集程度、流動特點、社會經濟地位、文化和種族特征分布等;職業分布,依據從業者的職業經濟地位和社會階層進行分析,如白領、藍領從業者的社會空間分布;住房分布,從居住的人口的政治、經濟特征進行住房的空間分析;產業分布,如中心商務區、工業分布區以及農業分布區的描述;特定群體的空間分布,如對黑人群體的空間分布研究。

   1980年代,隨著社會區研究方法引入國內,學者們陸續開啟了國內的城市社會區研究。[8]1989年,學者利用1985年廣州市房屋普查數據對廣州城市社會空間結構進行了因子生態分析,總結了廣州市的社會區劃分,并且對該市社會區背后形成機制進行了探討。[9]隨后,在20世紀90年代,學者們分別對北京和廣州等沿海城市進行了社會區的分析。[10]進入21世紀,中國的城市化步伐越來越快,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城市的發展,國內城市的社會區研究取得較快進展,成果豐碩。[11]概括而言,國內社會區研究主要有以下特點。

   首先,莫迪(Murdie)模型在中國仍然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總體而言,中國城市的社會區分布大體上與莫迪所呈現的模型類似,是三種模型在同一地理表面的共同作用結果。但是,這三種作用維度的內涵有著一定的區別:社會經濟狀況的作用力度遠高于家庭狀況,家庭狀況主要作用于城市的扇形空間劃分,而多核心的空間模型在國內更多是受到流動人口、經濟和產業的影響。

   其次,相比西方城市,中國城市社會區在因子的構成和排序上呈現一定的相似性,但更多呈現出中國的獨特性。在對歐美國家和地區的研究中,影響城市社會區形成的主要因子有三個,分別是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狀況和種族狀況。中國的經驗研究表明,社會經濟狀況因子也在社會區的形成中起著最大的作用。但是,影響中國城市社會區的第二和第三個主要因子為行政規劃因子及產業因子,而西方國家排在二、三位的家庭狀況和種族狀況在中國的研究中排在了第六位和第七位。

   最后,在中國城市社會區的形成中,行政力量有著顯著的作用。在因子提取部分,“行政規劃因子”在城市社會區形成的空間影響上僅次于社會經濟狀況因子,并且在社會經濟狀況、產業分布,甚至人口流動方面都很重要。政府機構及其工作人員居住區是社會區域分析重要的對象。就城市的建設來說,政府的干預對社會區的形成有著決定作用,如城市的工業區是否要轉移到郊區,是否要進行人口遷移等。

   綜合來看,雖然城市社會區研究可以從整體上把握城市空間形態,但是在局部層面無法提供更多的微觀信息,因而對于特定問題的分析顯得捉襟見肘。社會區研究盡管在城市空間功能類型分異的分析上優勢突出,但也造成了不同空間區域難以進行比較分析。如“外來人口集中區”和“高社會經濟地位人口居住區”,盡管可以大致知道這兩個不同區域的主要信息特征,但是很難在同一層面上比較兩個區域的差別。如研究不同社區的社會融合情況,難以從社會區的空間信息中找到核心指標進行深入分析。[12]

   因此,本文認為,社會區可以在某些方面對城市社區研究提供借鑒,但需要新的研究工具來彌補社會區研究的短板。對于當代中國都市日益復雜化的社區分析,不能僅僅停留在社會區的類型學分析,而應該進一步構建可以深刻揭示社區差異性的分析工具,社區SEI的概念可能是未來城市社區研究的一個重要突破點。

  

   二 社區SEI:從個體視角到社區視角

  

   社區SEI指的是社區層面的社會經濟狀況指數,是用于研究不同社區總體社會經濟水平狀況的重要指標。社區SEI是參考個體SEI概念對社區社會經濟地位的測量指標。下面對其發展脈絡進行大致梳理。

   (一)個體SEI

   個體SEI來源于社會學對于社會聲望的研究。在社會分層與社會流動的研究中,社會聲望一直是人們關注的重要問題。馬克斯·韋伯對人們的經濟地位和聲望地位進行了研究。他認為,社會聲望由社會價值體系決定,相較于經濟地位來說,社會聲望對個體或群體的價值觀念、身份認同等方面有著直接的影響。[13]

   20世紀50年代之后,職業聲望指標在西方社會一直都是社會地位測量的主要方法。職業聲望指標依據人們的主觀態度進行測量。具體的操作方法為:先在問卷中列出一些職業分類,讓被訪者將這些職業依據主觀的評價進行排序;然后依據所有職業的具體的排名狀況賦予相應的分值,進而計算出具體的職業得分;并依據這些職業得分形成職業聲望評價。職業聲望代表著社會地位的高低,是衡量社會分層的重要標準。

   個體SEI與職業聲望測量有著密切的關系,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職業聲望測量基礎之上的指標。個體社會經濟地位的測量,最為有名的是布勞和鄧肯在20世紀60年代對美國職業結構的研究。通過結合個體的教育、收入和職業信息,布勞和鄧肯提出了個體社會經濟地位測量模型:個體社會經濟地位(SEI)=a+b1*從業者教育水平+b2*職業收入。在《美國的職業結構》中,鄧肯和布勞運用該方法測量了美國的400多種職業的具體社會經濟指數,并進一步將所有職業進行了分類,分為17個社會地位等級,為社會分層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參考。[14]

   后來的學者們將布勞和鄧肯的測量個體SEI的方法廣泛運用于其他的國家和地區。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唐啟明(Donald J.Treiman)的國際聲望比較研究。[15]他將學者們在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做的職業聲望研究成果進行總結和提煉,最終制定出“國際職業聲望標準化量表”。

   在國內,社會學測量個體社會經濟地位主要是基于個體職業、教育和收入。最早系統進行職業聲望測量的是林南和謝文在北京市、[16]邊燕杰在天津市[17]的抽樣調查。20世紀90年代以后,學者們更多考慮到了中國社會的獨特性,將中國特有的一些元素納入分析。[18]如李春玲采用73個區縣數據測量了全國城市和農村的81個職業的聲望水平,發現當下中國的職業聲望受到教育、收入、權力、就業單位的性質以及職業特性等多種因素影響。[19]可見,盡管國內學者普遍認可職業、教育和收入三者對于國內職業聲望的影響,但大多數的學者還是認為中國在社會聲望的測量上還是要結合具體的國情來進行考察。

   (二)社區SEI

   對社區社會經濟狀況的研究源于美國社會學早期的芝加哥學派。20世紀初,社會學進入到美國本土,芝加哥學派的社區研究成為當時世界上社區研究的重心。以帕克、伯吉斯為首的城市社會學家高度關注城市社區的研究,對芝加哥周邊的社區展開了一系列的調查。在帕克主編的《城市》一書中,根據社區的特點將社區分成了不同的類別,并對這些不同類別的社區進行了分析。芝加哥學派重點關注城市的居住隔離問題。[20]城市居住隔離的產生有著多方面的因素,包括種族、文化和生活習慣,其中社會經濟地位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盡管當時的研究更多是基于種族的角度進行分析,但白人與黑人群體的居住隔離問題很大程度上是由各自的社會經濟地位所決定的。后續的研究發現,社區社會經濟狀況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居住于社區的居民的健康水平、教育獲得、職業構成以及收入,等等。[21]

盡管社區的社會經濟差異很早就成為社會學關注的問題,然而,社會學領域真正對社區層面的社會經濟地位的測量不是很多。更多的基于社區層面的社會經濟地位測量來自公共衛生學、健康醫學領域。[22]在公共衛生學和健康醫學方面,運用社區社會經濟地位最多的研究是社區社會經濟地位與社區居民的健康或疾病的關系。(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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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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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新視野》2018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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