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劍雄:時代性的人性扭曲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7841 次 更新時間:2019-11-04 21:40:02

進入專題: 文化大革命   人性  

葛劍雄 (進入專欄)  

  

   三十多年過去了,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人大概不一定能記清楚自己是怎樣度過這十年的了。但有一點肯定不會忘記,無論他曾經是紅衛兵、造反派、工宣隊(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簡稱),還是走資派(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簡稱)、保守派、逍遙派,無論是煊赫一時的風云人物,還是被批倒斗臭的“牛鬼蛇神”,誰也沒有不說過假話,或者不做過違心的事。一個八億人口的大國,幾乎人人都要說自己愿意或不愿意說的假話,做自己想做或不想做的違心事,在人類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稱得是“史無前例”或空前絕后。但這卻是中國20世紀60至70年代的現實,正視這一現象,記取由此引發的教訓,是這一代人義不容辭的責任。

  

時代性的人性扭曲


   應該承認,很多今天看來是地地道道的假話,當年絕大多數人是當作真話來說的;很多今天看來是愚不可及的蠢事、害人害己的錯事,當年大家卻是當作好事來做的;在文革前期尤其是如此。對自己所不理解的、聞所未聞或者肯定是錯誤的事情,一般都認為只是暫時的、局部的現象,是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辦的結果,甚至認為只是自己的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改造好的偏見。

  

   如果說以往的運動多少還有一定的范圍,還有一定的思想色彩的話,文化大革命的范圍可以說是沒有任何限制,所以整個中國已經很難有世外桃源了。各個階級、階層、利益集團、社會團體都受到過不同程度的傷害或打擊,實際上幾乎沒有人能夠完全自由地存在于運動之外。可是億萬人卻如醉如癡,以瘋狂的熱情投身于這場“大革命”。我有一位在中學當教師的朋友在運動一開始就被學校黨支部定為“左派”,參加“核心組”,參與揪出了一批“牛鬼蛇神”。但幾天后他被一批反對黨支部的學生作為“黑幫”揪出。于是他白天和自己揪出的牛鬼蛇神們一起勞動改造,接受批斗和打罵,晚上卻和核心組成員一起商議明天如何批斗牛鬼蛇神(實際上少不了他自己),將運動如何引向深入。盡管其他人未必像他這樣典型,但集“革命的動力”與“革命的對象”于一身卻是普遍現象。從這一意義上說,人人都在扮演著雙重角色,具有雙重人格。

  

   雙重人格并不是“文革”的產物,在中國已有悠久的歷史;雙重人格也不是中國的特產,西方東方哪一個國家都不能說沒有;但普及到如此程度卻非中國的文革時期莫屬。

  

   儒家的修身養性,本來是為了激發和培植正常的人性,限制和克服非人性、動物性。這一過程雖然不無困難和痛苦,但多數人能夠接受。目標雖然高尚,要求雖然嚴格,也沒有離開人的基本需求。但以后要求越提越高,完全脫離了人性,就成了虛偽的教條。如果人們有選擇的自由,當然可以不理睬這些教條,保持自己的天性。不幸的是,當儒家理論,特別是主張“存天理,滅人欲”的理學成為欽定的行動規范之后,人性就不再有合法存在的余地,人們不得不接受實際上根本做不到的標準作為行動的準則,以虛偽、作假來應付外界的壓力。例如,孝本是人類的天性,尊老敬親自然是一種美德。但儒家提倡的孝道逐漸演變出種種不近人情的殘酷規定,甚至強迫人們像“二十四孝”那樣作出毫無意義的犧牲。在無法公開反對這種孝道的情況下,形形色色的假孝行為、假孝言論應運而生,所以在孝的方面也出現了雙重人格,一方面是對親人的真實感情,另一方面則對禮教的應付。真正孝父母的行為往往會違背“孝道”,而對父母虛待的人卻能把孝的禮教表演得有聲有色。

  

   在錯誤路線的引導下,馬克思主義在中國越來越被引向片面和極端,成為脫離實際、違背人性的空洞口號和深奧莫測的教條。以這種“馬克思主義理論”為基礎的路線、方針、政策當然既不符合中國的國情,也不能為民眾所理解。但只要打出了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旗號,出自黨的領袖之口,它們就會取得絕對正確的地位,造成“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的現象。可是常識和良心又使人們不能不產生疑問,在執行中也免不了會有所猶豫,結果只能說假話,做違心事。同樣,根據這種假馬克思主義樹立或培養起來的“樣板”,無論是被神化了的領袖,還是被無限拔高了的英雄,對一般人來說都已是高不可攀的偶像。他們的行為不但無法學習,甚至是不可思議的。可是“忠不忠,看行動”,學不學是要不要革命的具體表現,于是只能無休止地“斗私(心)批修(正主義)”,直到“狠斗私字一閃念”,不斷地說著批判自己的假話,重復著一個接著一個的學習、批判、斗爭的運動。

  

泛政治化的是非標準


   其次是將政治標準和階級分析的絕對化和無限擴大。政治擴展到一切領域,成為判別是非善惡的唯一標準,世間萬物只剩下革命與反革命兩種類型。個人的判斷能力和思想感情不僅必須完全服從政治,還得隨著政治的變化而轉變。議論蘇聯紅軍在東北掠奪物資就是“反蘇”,夠得上定為右派分子,因為那時政治上要“一邊倒”,蘇聯是“老大哥”。到了反修斗爭時,誰要說蘇聯或蘇聯專家的好話就成了“美化蘇修”,也是不小的罪名。當林彪出任“副統帥”時,誰要說他尊容欠佳,懷疑他體弱有病,就是“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現行反革命;一旦林彪出了事,連平型關戰役的評價也成了問題。階級性完全取代了人性,同樣一件事,對不同的階級就一定要作不同的價值判斷。無產階級講衛生是愛國,資產階級愛清潔就是腐朽的生活方式。貧農的兒子學習努力是為革命而學,地主的女兒成績優秀肯定是出于復辟目的,是地主階級利用文化來奪回它們失去的天堂。既然對一切事物都要用階級分析,階級敵人自然就不會有人性,也必定會搞破壞活動,所以兇惡的地主是“黃世仁”,和善的地主就是“笑面虎”,并且更有欺騙性。“階級敵人”勞動不認真自然是對抗,干得賣力也必定是在制造假象,伺機反撲;要是自殺了就更是負隅頑抗,死不改悔,自絕于人民。按照這樣的邏輯,一個人只要成了“階級敵人”,就不可能有任何優點和長處,就得與他徹底劃清界線,即使是夫妻、父子、師生、上下級、朋友。這樣的政治標準和階級分析,不用說小民百姓,就是高層官員也是無法掌握的,只要稍有人性就會劃不清界線,非得具備雙重人格不可。

  

被封殺的信息傳媒


   再者是對信息的嚴格控制和對外部世界的片面宣傳,使人們完全不了解真相,不可能識破假話,反而虔誠地信奉假話,相信謊話。長期以來,干部和知識分子了解世界途徑只有一份經過精心裁剪的《參考消息》和各級領導干部所作的形勢報告。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我們看到的、聽到的都是世界人民如何擁護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是如何熱愛毛主席,努力學習毛澤東思想,是如何與本國的“帝修反”作斗爭,自然會更增添幾分狂熱。

  

   在“三年自然災害”期間,我聽過一個形勢報告傳達,那位市里的領導干部在報告中舉了一個例子,一個蘇聯歌舞團到某食品廠參觀,一走進生產午餐肉罐頭的車間,人人都做深呼吸,因為他們已經很久沒有吃到肉了。工廠送給他們肉罐頭,團長以“歌唱演員不宜多吃脂肪”為由,予以謝絕,這時有團員報告說:“我是吹號的,沒有關系。”我們聽后立即感到極大的滿足和自豪:我們雖然有困難,每個月還能配給幾兩肉,而蘇修國內卻連肉味道也聞不到,社會主義與修正主義究竟誰勝誰負不是很清楚嗎?

  

   上海一位經常接待外賓的一位老太太,在回答瑞典客人的問題時可謂活學活用。瑞典人問她新中國成立前的生活如何,她毫不猶豫地回答:“還不是和你們現在一樣嗎!”客人聞言大吃一驚,想不到中國勞動人民新中國成立前的生活水平如此之高。陪同的領導自然十分尷尬,對這位基層干部大為惱火。對客人的困惑和領導的不滿,老太太卻理直氣壯:“你們不是說客人來自資本主義國家,是屬于還沒有得到解放的‘三分之二’嗎?”她根本不會想到自己說了假話或謊話。

  

“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


   自從“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理論出現后,個人的獨立判斷能力和說真話的可能性不復存在了。盡管這一理論用現象和本質的哲學觀點可以得到圓滿的解釋,但在實際運用時卻成了隱瞞真相,文過飾非,混淆是非,隨心所欲的手段。因為除了最高領導和中央機關外,即使是省長、部長,能夠聽到見到的都只能是“一個指頭”,不可能是“九個指頭”,知道得再多也只是現象,而不是本質,更不用說一般干部和普通百姓了。在歷次運動的鍛煉下,大家都已學會了這簡單不過的算術:對八億人口來說,八千萬人也不過是一個手指。要說“三年自然災害”期間有人餓死,“文化大革命”中武斗死了人,歷次運動抓了人、斗了人、槍斃了人,難道會超過八千萬嗎?豈不是“一個手指”而已?永遠不會是本質問題。

  

   更何況中國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典型和樣板,隨時可以用來證明“九個指頭”的存在。盡管這類典型和樣板的調查材料按慣例是不會有數量分析的,卻可以用來代表本質。萬一有人提出數量太少也只是暴露他們自己沒有站在革命的立場,因為新生事物一開始總是少數,本質的東西不一定有數量上的多數,真理有時在少數人的手里。你說糧食畝產不可能有一萬斤,報上明明登著某地產量已破十萬斤,不但有照片為證,還是科學家的論證。你說“文化大革命”影響了生產,衛星上天、氫彈爆炸、長江大橋通車難道是假的嗎?你說學生不讀書,質量太低,請看幾個優秀學生的水平,證明現在學生的質量早已超過了文革以前的十七年時期。意大利攝影家安東尼奧尼的紀錄片盡管都是實錄,但還是暴露了他的反動立場:為什么放著中國制造的萬噸巨輪不拍,卻要拍黃浦江中的小木船呢?為什么對我們已經準備好的典型人物不感興趣,卻非要自己選擇拍攝對象呢?

  

   不過,想要轉變立場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因為你要知道“九個手指”的真相,要理解“本質”究竟是什么,唯一的來源就是官方的數字,而這些數字或者根本沒有,或者與事實有驚人的差距。我曾經在上海北火車站附近親眼看到過安徽饑民在不顧一切地將搶來的大餅油條塞進嘴里,但被告知他們都是不接受改造的地主。我從親戚和教師那里得知安徽餓死了不少人,卻斷定這只是“一個手指”。直到80年代初參加撰寫《中國人口》叢書,才從國家統計局獲悉,“三年自然災害”期間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是一千八百萬。

  

正因為如此,人們經常懷疑自己的階級立場和思想方法,為什么不像勞動人民那樣自覺地謳歌鶯歌燕舞的大好形勢,卻會與階級敵人一樣對新生事物格格不人,指責革命事業這也不行那也不是?由此得到的教訓只能是:自己的所見所聞都是“一個指頭”和“現象”,都不能當真,而自己無法看到的才是“九個指頭”,是“本質”。例如林彪的病態只是現象,(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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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史跡記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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