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劍濤:古希臘文明何以脫穎而出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3948 次 更新時間:2019-10-28 23:2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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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劍濤 (進入專欄)  

  

   大家都知道古希臘文明對西方文明具有的極端重要性。對中國來說,唯有先秦與之媲美。講中國歷史,“言必道先秦”;講西方文明,“言必稱希臘”。

   在比較文明視野中審視古希臘,可以說基于三重機緣:一重機緣,是為了認識西方文明深厚的歷史淵源,古希臘為西方文化填充了無比豐富的內容。另一重機緣,是從比較文明維度,對中國古代文明和古希臘文明在旨趣上的異同進行知識梳理。再一重機緣,是因為學界某些關于古希臘文明的非主流觀點“異軍突起”,促人關注古希臘文明。在人們對這些觀點心生欽服或報以一笑的同時,確實需要強化國人的西方文化認知。

   薩拜因在其名著《政治學說史》里寫道:政治思想史的規范研究始自希臘,所有其他民族都沒有達到同樣的思想狀態。廣而言之,大凡講“規范的”思想史如哲學、政治學、史學等等,都自古希臘始。這一斷定,就更加顯出從比較文明角度審視古希臘的必要性與重要性。

   古希臘的重要性對西方當然不用多說,它對后起西方文明是源與流的關系。西方重要的思想與制度都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沒有古希臘,就沒有西方。同時,對全球史而言,古希臘也具有同樣的重要性。當下中國和西方都在爭議的話題“中西之爭”,其實不是限于中國與西方的單純現象,而是范圍更廣、影響更大的“東西之爭”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古希臘正是這一漫長故事的早期出場者。

   希波戰爭,掀開了東西之爭的歷史帷幕。希波戰爭對東西方的意義是不同的:對西方而言,由于希臘汲取了東方國家的智慧,并創制了西方的一套觀念與制度機制,因此奠定了西方文明走向輝煌的歷史基礎。對東方而言,則展現了龐大組織的建構能力,以及在文明沖突中的初始進取心。

   歷史地看,希波戰爭,并不是西方一直占優。情況恰恰相反。波斯在戰爭中占盡優勢。這與東方國家的一個優秀傳統相關——這不是批判言辭、也不是嘲諷說法——就是建構大規模政治社會的能力非常強。波斯跟西方國家如斯巴達、雅典,甚或整個古希臘打仗的時候,后者一直比較被動。古希臘之滅,與希波戰爭直接相連。后來還是“希臘化”的馬其頓反過來替希臘人報了一箭之仇,征服了波斯。但是,一個令人注意的現象是,希臘在跟波斯打仗的過程中,不僅致力改善他們的社會政治組織,而且實現了社會政治組織方式的突破。古典民主的降生,就是這一突破的重要標志。同時,接受東方智慧的啟迪,加以自己的創發,古希臘人的哲學思考、藝術創作、宗教領悟和政治創制等等,達到了人類文明發展的新高度。現代各個重要學科的的規范思考成果,大都起源于古希臘。古希臘綜合東西方文明精粹的能力,推動他們登上了古代文明的高峰。

   站在特殊主義的東方立場所書寫的東西方交往史,大多對古代文明初創時期的希臘有些不屑。今日伊朗自認為是古代波斯的繼承者。他們書寫的古代伊朗史或波斯帝國史,有些不入西方人的法眼,但卻寫下了東方人曾經創造的輝煌。一位伊朗學者撰寫的波斯帝國史,就明確指出了希波沖突時,東方文明對希臘的多方面影響。這是歷史事實。但也需要承認西方人撰寫的同一時期歷史所指出的另一歷史事實,就是真正能夠融匯東西方文明的是古希臘。我們完全可以把古希臘稱為第一次東西方沖突中,融合東西方文明而帶來歷史性突破的產物。這是文明發生接觸與相互碰撞的積極成果。

   古希臘文明的突破是全面性的。從思想學術的視角看,亞里士多德這個“百科全書式的”學者,將其老師的老師蘇格拉底的思想,和他老師柏拉圖的思想,梳理為人類早期的分科學術,對后世發生了廣泛、深刻而持續的影響。蘇格拉底、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三代師生的思想,把人類帶入了一個全新的精神世界:人類富有規范、自成系統的思想學術建構,自此挺立。并就此拉開與其他古代文明的距離。所謂西方文化在人類文明發展中的領先地位,也由此確定。這讓西方人生發一種文明發展的優越感。

   19世紀時的黑格爾,就在這種眼光下打量東方文明,對中國古代哲學瞧不上眼。他認為中國哲學處在哲學前史階段,哲學史一開篇,中國哲學就未能置身其中。這讓國人有點怒不可遏。其實,有沒有古希臘式的哲學,是一個非西方國家共同面臨的質疑。因為,非希臘世界幾乎沒有建立起主客二分的世界觀。因此,也就沒有反映式的認識這個世界的欲求。非西方世界大多將人的主觀意念直接代入客觀世界,因此無法建立起古希臘式的哲學思維。像中國古代的“天人合一”,境界很高,但很難對客觀世界進行分門別類的認識,并建構相應的知識體系。

   希臘人不僅將自然作為認識對象,也將人作為知識對象。德爾菲神廟的神諭“認識你自己”,就是人把自己當做認識對象。而不是像非希臘世界,在融合所有社會要素的基礎上,進行的統合性思考——在整全把握世界的時候,洞察力極強,知識性很弱。古希臘以后,西方進入一個政教合一的歷史階段,即人們所知的中世紀,神學的建構,也還仰仗亞里士多德主義和柏拉圖主義,可見古希臘哲學穿透宗教幕墻對神學建構發揮的極大影響力。

   從人類思維方式的突破上講,古希臘人的文明形式創制方面亦有重大貢獻:他們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明確區分了宗教、藝術和哲學。直到今天,在非西方世界求解重大問題時,大多還將宗教、藝術和哲學混為一談。譬如國人理解宇宙萬物的生成,以一句“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囊括了一切。道是什么呢?“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這讓人“不明覺厲”,但無法準確理解宇宙的生成。在古希臘傳統中,尋求確定性的知識,確實是一個驚人的進步。現代科學的源頭,在古希臘。

   古希臘在社會政治組織生活方式上的民主創制,也是人類政治上的一大突破。雖然古希臘民主跟現代民主是兩種民主,但民主的歷史練習是非常重要的。民主習性,就是一種分權與限權的習性。它與專制構成兩種對峙的政治類型。這是東西方國家在政治上劃界的一個重要指標。德裔美國歷史學家魏特夫,寫了一本《東方專制主義》,書中強調,在西方也有與東方國家一樣的專制主義,但與后者不同,西方國家的專制大多為時不長。原因就在于西方國家有分權傳統、多元治理。這一斷言確實有商榷余地,但也多少提示人們注意東西方傳統的差異性。

   古希臘人之所以能建構一套理性知識、精確知識,與其邏輯學具有密切關系。古代印度人有因明學,古代中國人也有后期墨家的墨辯邏輯,但后兩者對人類知識系統建構所做的貢獻,還無法與邏輯學媲美。古希臘的辯證法,從赫拉克利特、德謨克里特相沿以下,經蘇格拉底、柏拉圖成為系統,不僅讓西方人保有了一種特殊的認知世界的方法,而且也綜合了東方人所展現的洞察力優勢,對現代情景下的知識體系建構發揮了極大的促進作用。為此,現代人必須感激古希臘人。

   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國人不僅承受現代西方文化的巨大壓力,而且對源自古希臘的西方規范知識也感到壓迫。其實,面對古希臘,促人醒覺的是,正是由于他們站到人類文明的綜合高點,兼綜了東西方文明的優長之處,才實現了文明的突破。

  

   (本文為任劍濤教授在閑談系列“西方歷史源頭的古希臘文明”活動上的發言,經嘉賓本人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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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閑談新知 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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