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賁:道歉:現代政治不可或缺的部分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4392 次 更新時間:2019-10-19 17:07:19

進入專題: 政治責任   道德政治   國家補償  

徐賁 (進入專欄)  

  

   道歉原本是一種個人與個人之間表示愧疚的行為,但是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道歉越來越成為不少國家糾正歷史性非正義行為和爭取與受害者和解的方式。不少國際領袖都曾代表他們的國家道歉過。1995年7月,雅克·希拉克為法國人在德國占領期間迫害猶太人道歉;1993年,葉利欽正式為蘇聯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道歉;1993年4月、1996年8月及1997年9月,南非總統德克勒克數次為種族隔離政策道歉;1997年10月,挪威國王為挪威對閃族少數族裔的壓迫道歉;1997年5月,托尼·布萊爾為英國政府對土豆饑荒餓死無數愛爾蘭人表示歉意。上世紀末在澳大利亞,是否應當為'遭盜竊的一代'土著民道歉,更是成為公眾討論的焦點。

  

   這些道歉都涉及了國家在歷史中的非正義行為,巴坎稱之為'國家之罪'。在這些對國家歷史非正義的反思和道歉中,巴坎(E.Barkan)看到了一種新的'國際道德'和'新全球化'趨向。加害者對受害者所做的正式道歉成為一種對未來具有道德意義和社會和解作用的政治承諾,而展望未來正是以不忘過去,反思過去和正式糾正過去的錯誤為前提的。遺憾的是,這種情況卻并沒有在中國發生。

  

   在中國有選擇的國際化和全球化進程中,未來恰恰成了忘卻過去的借口。在中國,歷史中一次又一次的國家非正義行為,都遠遠沒有得到應有的反思。在國外,為過去道歉的政府與犯有罪行的政府未必有必然的繼承關系。政府為國家歷史非正義道歉,這涉及一系列政府責任和社會道義的問題。這些問題充分顯現在澳大利亞社會關于'被盜竊一代'的爭論中。了解這一爭論,對于我們思考對受害群體政治補償(賠償、平反和道歉)與社會群體和解(共創未來社會)問題,都具有現實的意義。


一、國家過錯和政治補償


   從18世紀80年代到19世紀60年代,澳大利亞政府曾將土著民人家的孩子強行脫離他們的父母,安置到兒童撫養機構或白人家中。負責此項事務者之一的伊斯代爾(JamesIsdell)曾于1906年這樣解釋政府的動機:“混血兒在智力上高于土著,國家有義務讓他們以后能過上比他們的父母好的生活。”政府(重新安置他們)是為了讓他們順利融入主流(當然是白人)社會。據估計,被強制重新安置的兒童多達10萬人,但確切數字已無從核實,因為政府'出于對兒童利益的考慮',銷毀了許多關于兒童生身父母的文件。1997年4月,為調查此事而設置的澳大利亞人權和平等權利委員會(下稱'委員會')發表了一份《帶他們回家》的報告。這篇報告立刻引起社會對于'遭盜竊的一代'人倫悲劇的極大關注。

  

   委員會將土著民兒童重新安置計劃稱作為企圖消滅土著民的'種族滅絕'行為,它強烈批評政府關于計劃出于好意的說辭。它認為,既然澳大利亞已于1949年接受了聯合國反對種族滅絕的公約,政府就有責任為受害者個人、家庭和社群做出賠償,并對他們做出鄭重道歉。委員會提議設立'全國道歉日',在這一天可以舉行各種公眾活動和儀式,包括讓一些有責任的組織(警察、城鎮地方政府、教會等)表示歉悔。政府拒絕了這個提議,以總理霍華德為首的澳大利亞政府的立場是,政府會采取補助措施,糾正以往對土著民的錯誤,但不能為此做出官方道歉。

  

   1998年8月,霍華德在議會提出對土著居民的'和解動議案',媒體稱之為'遺憾但不道歉'講話。霍華德并不是一個對土著民的不幸無動于衷的人,他以個人的名義表示過道歉:'我個人深深地為我的澳大利亞同胞感到抱歉,他們因我們的前輩對土著民的行為而承受了非正義的痛苦……許多人至今還因這些行為而受到傷害和痛苦,我為此說對不起。'但是,作為政府首腦,霍華德拒絕以政府的名義道歉。從旁觀者看來,霍華德不同意道歉的最主要原因是'怕政府就此無以應付土著民(經濟)賠償的要求'。然而,霍華德在公開說明立場時所用的首先不是經濟理由,而是道義理由。霍華德為政府不道歉的辯護理由主要有兩條,第一條是,'當時政策的雙方都覺得可以接受,只有后來人們才覺得不對'。第二條是,'要后人為前人所為負責,這是不公平的'。前一條是要求人們正確對待因善良動機犯下的錯誤,后一條是提醒人們不要無端地把全體澳大利亞人圈入集體罪過。

  

   霍華德特別強調集體罪過的危害和非正義性。他指出,澳大利亞人不想糾纏在恥辱和罪過之中。澳大利亞人知道過去發生過錯誤,發生過非正義的事情,造成了傷害。但對于絕大多數新一代的澳大利亞人來說,這事與他們和他們的父母并無個人牽連。強迫他們負個人責任并為此蒙羞,是一種非正義的無端懲罰行為。霍華德的支持者認為,政府表示遺憾,同時又采取實際的補助措施,已經是對過去在土著居民問題上的錯誤做了糾正,有了交待。從納稅人的角度,他們更是不愿意為過去政府的行為承擔經濟責任。他們反對政府道歉,因為道歉的后果就是經濟賠償,不僅如此,還會引起土地繼承權的問題。他們同意霍華德的說法,一個國家一旦走上了這條道路,就會沒完沒了。“為(過去政府的)壞政策做經濟賠償會就此打開洪水閘門,使得任何后來被發現不智的政策都引來索賠要求。”

  

   政府不道歉引發了強烈的批評。批評者指出,致力于社會和解的公共政治,它的補償不僅應當包括物質性的賠償和恢復名譽(平反),還應該包括現有政府對過去政府錯誤的正式道歉。他們強調,沒有道歉的平反和賠償起不到政治悔過的作用,因此也就難以收到社會和解的效果。《回家》呼吁道歉的理由是:“受害人的人權遭到粗暴侵犯,補償和安慰他們的第一步是澄清真相并向他們道歉。”道歉不僅是誰對誰說“對不起”,而更是'澄清真理',弄清歷史是非。《回家》明確提出,除了補救、平反和金錢賠償之外,還必須有政府的道歉。土著民和托里斯海峽島民委員會主席蓋吉爾·德杰庫拉(G.Djerrkura)強調,道歉是'絕對必要的。聯邦(政府道歉)并無損失,意義卻極重大,因此它應該道歉。'

  

   在對土著民道歉的爭論中,不道歉和要道歉的雙方所使用的其實是不同性質的理由。帕奧爾(M.Power)指出,霍華德和他的大多數支持者使用的是一種“個體”性的理由,即“各人為各人的行為負責,不應代人受過。”而要求道歉者則使用了一種'群體'性的理由,即道歉并不只有利于受歉者,它同樣有利于道歉者和整體社會。道歉并不只是受歉者金錢索賠的第一步,而是弄清歷史真相,達成社會和解的第一步。道歉并不單單是“便宜”了受歉者,道歉讓全社會一起有了群體凈化的機會。

  

   社會有義務幫助土著民,這不只是出于同情,也不只是出于單純的補償愿望。社會承擔這一義務乃是為了表示感謝土著民對現今社會和解所做的特殊貢獻。土著民追溯往事是為全社會釋放記憶。福婁(J.Frow)指出,釋放記憶有“敘述凈化”的作用,然而,并非一切記憶都有精神療效,猶太人大屠殺的一些幸存者因回憶往事而經歷苦難細節的二度痛苦。因此,賠償不只是為了賠償受害者過去的痛苦,也是為了賠償他們在回憶過程中遭受的痛苦。受害者的回憶是為了幫助整個群體反思,并不只是為了他們自己。比茲萊(K.Beazley)就曾指出,回憶對于幸存者是痛苦的,社會在受害者回憶問題上應當既力求澄清真相,又避免傷害當事人。社會不應當以避免二度傷害為理由來埋葬集體記憶,而是應當以各種方式來幫助受害者,其中包括避免法庭訴訟的刨根問底,不追問令當事人痛苦的細節,以及設立'咨詢、和解和協議'程序。

  

   澄清往事和為以往過失道歉,不僅有利于廣大社會和受害人,而且也有利于道歉者。道歉能為道歉者樹立真誠、誠實和勇于改過的新形象,也能補救他們及有關者因過失而造成的形象損害。伯諾特(W.L.Benoit)稱道歉是一種“恢復形象的話語。”道歉使過失者能“在被指責和懷疑做了錯事之后,得以恢復顏面、形象或名譽。”關于道歉的公眾政治意義,舒蘭克(B.R.Schlenker)說得很明白:公開道歉并不只是一種發生于道歉人和受歉人之間的行為,道歉是過失者在公眾舞臺上以行為在展示“他是誰”,臺下的公眾看得一清二楚。一個政府錯事做多了,傷害的人多了,“所影響的就不只是它與直接受害者的關系,而是它在整個社會公眾前的形象。”

  

二、道歉和政治責任

  

   從修復形象或挽回面子來陳述道歉的必要,這是訴諸于過失者的自身利益意識,不是訴諸他的道德良心。對于許多犯錯的高位當權者,自身利益的確往往比道德良心更為重要。即便認錯有助于修復形象,當權者也并不總把道歉看成一種符合他自身利益的行為。當權者往往覺得,道歉不僅不能挽回面子,甚至道歉本身就是一件很沒面子的事。如果誰勸他道歉,即使是從他自己的利益出發,他也會覺得誰在存心破壞他的威信,損害他的利益。由于當權者對自己利益有他自己的看法,公眾要求當權者道歉,單單訴諸他的自身利益是不夠的,一般不會有什么正面結果。

  

   對需要修復形象的當權者來說,道歉決非唯一的選擇。伯諾特曾指出,修復形象的策略或方法有五種,它們分別是“抵賴、諉過、大事化小、知恥和改過。”我們不妨把它們的次序稍作調整,于是便有以下這五種策略。一、抵賴,即“我或我們沒錯”;二、大事化小,即“有些失誤,并沒全錯”;三、諉過,即“錯了,但不是我的錯”;四、羞愧,即“雖不是我的錯,但我也有責任”;五、改過,即“錯了,由我重新開始。”在這五種對待過失的態度中,霍華德拒絕政府道歉所采取的是第三種策略。

  

   就澳大利亞的情況而言,由于《報告》對當事人的痛苦往事做了詳盡生動的報道,政府抵賴是行不通的。信息渠道越暢通,新聞、言論越自由,政府也就越難強迫人民將官方報道接受為真理,抵賴也就愈難成為有效的修復形象的手段。只有在專制制度中,抵賴才能成為一種修補形象的手段,也才最容易發生對過去錯誤的大事化小。大事化小的目的在于“降低錯事可見的危害性,以減輕被指控者的責任”。當事者可以強行規定錯誤的性質和出現錯誤的原因。《報告》將澳大利亞政府對待土著民兒童的措施稱為“違反人權”,甚至“種族滅絕”。在人權意識甚強,民主制度又比較健全的澳大利亞,這一批評形成了公眾的共識,政府無法將這件事大事化小。

  

修復形象的第三個策略是諉過。諉過就是推卸責任,“被指控者不否認做了錯事,但聲稱自己不負有責任,因為錯事乃是他人之過,不明情況,料想不到的意外,或者好心辦錯事。”霍華德在此事上使用的基本是諉過的手段,他拒絕道歉的理由是,“前人所為,不應由后人承擔罪過”和“當時無明顯不妥,錯誤為后人所見。”諉過雖然是不道歉,但其性質畢竟與抵賴和大事化小不同。諉過者畢竟還有是非之分,而抵賴者或大事化小者則沒有這種是非意識。霍華德曾鄭重地以個人名義做出了道歉,至少公開表明了他對事件的是非分辨和批評態度。相比之下,這種個人的道歉在專制制度中幾乎是不可想象的,個人和組織的高度一致使得個人思考和判斷成為多余,(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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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炎黃春秋2019.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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