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銘記歷史,共創未來——新中國經濟的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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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專題: 新中國經濟   新中國成立70周年  

吳敬璉 (進入專欄)  

   在過去70年,我們國家始終是在艱辛探索和應對挑戰的努力中度過的。效仿蘇聯模式建立起來的體制,曾使中國經濟發展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和難以克服的困難。只是因為改革開放以來實施市場化、法治化的改革,才使我們取得了今日的成就。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由1978年的3679億元增長到2017年的82.7萬億元,年均實際增長9.5%,遠高于同期世界經濟2.9%左右的年均增速。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占世界生產總值的比重由改革開放之初的1.8%上升15.2%,多年來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30%。中國貨物進出口總額從206億美元增長到超過4萬億美元,累計使用外商直接投資超過2萬億美元,對外投資總額達到1.9萬億美元。[1]

   同時,也只有認真總結歷史經驗,砥礪前行,才能應對我們面臨的諸多挑戰,再上層樓,實現中國人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國家的夢想。

  

   “三年準備、十年建設”的戰略部署取得了巨大成功

  

   早在20世紀40年代前期,中共中央就確立了中國革命和建設分為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個步驟的基本方針。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里提出,在民主革命取得勝利以后分兩步走建設社會主義:第一步先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實現由農業國到工業國的轉變;第二步再實現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是新民主主義的經濟,也就是允許"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私人資本主義存在,大銀行、大工業、大商業歸國家所有的混合經濟[2]。1945年,中共七大正式宣布了這一方針[3]。在具體的過渡時間上,基本的想法是"先搞10年、15年或更多一點時間的新民主主義,然后再向社會主義過渡"[4]。

   雖然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不久就爆發了朝鮮戰爭,中共中央仍然堅持了原來的方針,在1951年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正式將“三年準備、十年建設“明確規定為中國的長期發展戰略。劉少奇在闡釋這一戰略部署時指出,十年經濟建設時期,四個階級聯盟的統一戰線基本上沒有變化,五種經濟成分都要發展,基本關系不能有大的變化。十年過后,工業、農業大發展了,國家經濟的領導作用加強了,我們才采取步驟進入社會主義。[5]

   在1950年-1952年期間,雖然中國的戰爭負擔沉重,具體工作也不免存在偏差,但是,由于堅持執行“三年準備、十年建設"的部署,國營經濟、合作經濟、個體經濟都得到發展,有力地促進了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三年間,工農業總產值由466億元增至827.2億元,年均增長21.1%;國民收入總額從358億元增至589億元,年均增長19.3%;人均國民收入由66元增至102元,年均增長15.6%;[6]文教衛生事業也得到相應的發展,職工、農民收入增加,生活普遍改善。經歷多年戰亂、災禍縱橫的中國,僅僅用了三年時間就使國民經濟得到了恢復,使社會各界人民歡欣鼓舞,充滿信心地〃歌唱我們親愛的祖國,從今走向繁榮富強”,對年輕的人民共和國充滿期待。

  

   完成“三大改造”及隨后的曲折

  

   巨大的成就往往容易使人們過高估計自己的能力、滋長虛夸冒進的思想。“三年準備、十年建設”戰略部署發生了重大的改變,原來的戰略部署很快就被“立即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總路線所取代。

   1952年底到1953年初,朝鮮戰爭可望結束、土地革命基本完成,過渡時期總路線就開始醞釀了。1953年6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正式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基本上實現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7]。10月,毛澤東在與陳伯達、廖魯言談話時,點明總路線的要旨在于“解決所有制的問題”:擴大國有制,將私人所有制改變為集體所有制和國有制,“這樣才能提高生產力,完成國家工業化”[8]。12月,毛澤東親自主持寫作的綱領性文件《過渡時期總路線學習和宣傳提綱》就明確“這條總路線的實質,就是使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所有制成為我們國家和社會的唯一的經濟基礎”[9]。

   1955年,毛澤東提出加快農業合作化,這樣,合作化在1956年就實現了。合作化運動使個體農民消失,也使私人工商業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在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又將農業生產合作社合并為“政社合一”、“工農商學兵五位一體"的"人民公社”。

   1955年10月,毛澤東在全國工商聯執委會成員座談私營工商業改造的會議上,號召工商業者“準備共產”,即實現國有化[10]。這樣,工商業資本家紛紛提岀申請,要求國家用“全行業公私合營”的形式對自己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公私合營之后的企業轉歸國家支配,原來的企業主只是在收取固定股息的形式上表現出擁有一定的股權。在強大的政治力量推動下,原來預計用三個五年計劃甚至更長一點時間完成的過渡任務,只用不到三年的時間,到1956年底就基本上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就幾乎消滅了一切非社會主義經濟成分,使以國有制和準國有的集體所有制為主要形式的公有制成為國民經濟的惟一基礎,蘇式集中計劃經濟制度也順理成章地建立起來。在這種體制下,原來還有某些經營自主權的國營企業完全變成上級行政管理機關的附屬物,人、財、物,供、產、銷全都由上級主管機關決定的“生產單位”,失去了經營主動性和生產積極性,生產效率和服務質量急劇下降。在當時總結第一個五年計劃經驗的討論中,許多經濟工作領導人和國有企業管理人員對這樣的經濟體制都嘖有煩言。

   1956年,蘇聯體制的嚴重問題在斯大林去世后被揭露出來,中國剛剛建立起來的集中計劃體制的問題也暴露出來,于是,黨政領導決定對中國的經濟管理體制加以改革。但是,對于集中計劃經濟體制應當向哪個方向改革和實施哪些調整,出現了多種意見。

   具有廣泛影響的觀點,是在集中計劃經濟體制中引入某些市場的因素,或者說,在一定程度上發揮價值規律的作用。例如,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經濟工作主要領導人陳云在中共八大上提出,對僵硬的集中計劃經濟進行調整,形成一種“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經濟格局[11]。時任國家統計局副局長的經濟學家孫冶方則在1956年以《把計劃和統計放在價值規律的基礎上》和《從總產值談起》[12]兩篇論文為開端,把批判的鋒芒指向蘇聯式的計劃經濟體系,認為國家應當只掌握投資于擴大再生產的“大權”,而在簡單再生產范圍內做出產品品種規格等決定的“小權”則應交給由企業自行掌握[13]。對問題看得最深刻的是中國重要的理論家顧準。他在1956年就指出,社會主義經濟的問題是廢除了市場制度。為了提高效率,社會主義可以選擇的經濟體制,是由企業根據市場價格的自發漲落來作出決策[14]。

   在20世紀50年代,對“經濟管理體制改革”起指導作用的是毛澤東的意見。他在1956年4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論十大關系》中提岀,蘇式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病在于“權力過分集中于中央”,管得過多,統得過死,抑制了各級地方政府、生產單位和職工的積極性[15],因而改革的根本措施就是,力求在保持計劃經濟用行政命令配置資源總框架不變的條件下,向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下放權力,以調動地方、企業和職工的積極性,形成了分權型計劃經濟制。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召開。這次會議修改了 1956年召開的中共八大對國內主要矛盾的判斷,不僅把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斗爭看作“始終是我國內部的主要矛盾”,還根據毛澤東的倡議,提出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義”的總路線。會議調整了 “二五”計劃的指標,農業總產值的增長率由五年增長35%提高到2.7倍以上,對鋼產量的要求由1962年達到1060萬噸到1200萬噸提高到8000萬噸。這樣,在“體制下放”和“人民公社化”的制度基礎上,發動了“超英趕美”的“大躍進”運動。這立即引發了各地區、各部門、各單位大干快上,高指標、瞎指揮、虛報、浮夸和“共產風”盛行,耗費大量資源所換得的只是一堆邀功的虛夸數字和嚴重的經濟困難和生命損失。

   1960年秋季,中共中央終于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采取多方面的措施來克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造成的嚴重經濟困難。經過三年的調整,經濟才逐漸穩定下來。

  

   “文化大革命”的災難促使改革觀念的形成

  

   然而,正在人們為經濟秩序恢復感到欣慰之際,新一波的極"左”浪潮又洶涌而至,這就是從1966年開始、延續了整整十年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一致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

   在經濟上,“文革”使我國國民經濟一度瀕于崩潰的邊緣。[16]這十年,人民生活水平基本沒有提高,有些方面甚至有所下降。從吃的方面看,糧食人均消費量1976年為380.56斤,比1966年379.14斤僅多1.42斤(比此前最高的1956年的408.58斤減少28.02斤);食用植物油人均消費量1976年為3.19斤,低于1966年的3.52斤(比此前最高的1956年的5.13斤減少1.94斤)。各種布的人均消費1976年為23.55尺,比1966年的19.89尺略高一點(但比以前最高的1959年的29.17尺減少5.62尺)。

   科技和教育事業岀現嚴重倒退,由于學校長時間停課和科研機構被大量裁撤,中國知識分子隊伍建設出現了長期空白,科學技術停滯不前。據1982年人口普查統計,全國文盲和半文盲人數為2.3億多人,占全國總人口的近四分之一[17]。

   1976年爆發的悼念周恩來、聲討“四人幫”的“四五運動”,雖然聲勢浩大,但總體上還停留在感性層面上,在那以后,思考和討論就逐步向體制和路線方針深入。粉碎“四人幫”之后,中國派岀了大批領導干部赴國外考察。他們看到的是中國同發達國家與新興經濟體令人驚異的差距,這使他們認識到,20年的停滯不前使中國大大地落后了。經過“真理標準”的討論[18]才解除了 “兩個凡是”[19]的思想束縛,有識之士逐漸找到了問題的體制性根源。

   為了挽救危亡,必須對僵化的體制實施改革,這在領導層中形成了共識。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在1978年7月-8月召開的國務院務虛會上所作的總結中指出:當務之急,是既要大幅度地改變目前落后的生產力,也要多方面地改變生產關系,改變上層建筑,改變工農業企業的管理方式和國家對工農業企業的管理方式,改變人們的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20]正如鄧小平所說:“不改革不行,不開放不行。過去20多年的封閉狀況必須改變。我們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大家意見都是一致的,這一點要歸功于十年‘文化大革命’,這個災難的教訓太深刻了。”[21]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會議批判了“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路線,做岀了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進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一場廣泛深刻的改革大幕就此拉開。

在長達40年的改革開放中,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通過其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央全會為改革進程制定了總體方案和時間表。(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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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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