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陽:“結構性改革”是我們自身的需求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472 次 更新時間:2019-08-19 22:32:39

進入專題: 結構性改革   中美貿易戰  

賀陽 (進入專欄)  

  

   中國進出口銀行前董事長李若谷最近寫了一篇文章,說到中美貿易戰的實質是“道路之爭”。其實這種看法早在半年之前、甚至更早就為國內不少有識之士所持有,只不過由于種種原因,絕大多數人沒有把話說得那么直白而已。

  

   且不說政治上的道路之爭,僅就經濟而言,我們目前與美歐國家所走的道路,的確是南轅北轍。我們當前所走的道路,或者說采取的經濟模式,是既不放棄運用市場機制,又熱衷于隨時動用行政手段、“集中力量辦大事”;既允許民營經濟發展,又強調“公有制為主體”,致力于在一般競爭性一般營利性領域“做大做強”政府直接掌控的國有企業……有人自豪地將這種經濟形態稱為“中國特色”、“中國模式”。應該說,這種模式同西方經濟推崇的自由企業制度、自由市場競爭和自由貿易等等,的確有著本質的不同。

  

   當中國經濟相對弱小、對美國及其西方盟國不足以構成明顯威脅的年代,我們與西方國家之間雖然時有貿易摩擦,但是并未引起對方過于強烈的反應。2001年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際,朱镕基總理力挽狂瀾,果斷地代表中國政府做出了不少承諾,打破了當時中美談判的僵局;那時美國的克林頓政府也傾向于認為,根據世貿組織的規則和中方的承諾,讓中國進入世貿組織,有利于規范中國的行為、改造中國的經濟形態和政治形態……

  

   進入世貿組織使我國如虎添翼,經濟貿易在短短的十幾年間獲得突飛猛進的發展;特別是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之后的幾年,中美之間GDP的差距大幅度縮小。由于出口的逐年大幅度增加和對美、歐國家貿易順差的逐年擴大,我國同這兩個世界最大經濟體的貿易摩擦越來越多。對這些爭端,開始雙方只是就事論事地訴諸于世貿組織的爭端解決機制,或是單方面展開反傾銷調查、加征懲罰性關稅;但是后來,美歐等西方國家越來越傾向于認為:造成貿易逆差的原因,主要在于“不公平貿易”,在于中國“沒有履行當初入世時的大多數承諾”;他們進而集體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

  

   如果說奧巴馬政府在與我國談判時還比較克制的話,那么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則是“橫豎不吝”。特別是特朗普重用的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和貿易代表萊特希澤,這兩位“鷹派”人物把特朗普重點關注的貿易逆差問題,引伸到“結構性矛盾”,認為是中國不符合市場經濟原則和世貿組織要求的經濟結構,導致了一系列“不公平貿易”,導致了美國的巨額貿易逆差和其他的所有問題。他們提到的結構性問題包括:關稅及非關稅壁壘、強迫轉移知識產權和對國有企業各種形式的補貼等等。他們的這些看法,目前已經被特朗普和美國各界絕大多數精英所接受,并且作為實施懲罰性關稅和多方限制中國對美投資的依據……

  

   對我們尤其不利的是,美國對“不公平貿易”和“不公平投資”的這些看法,幾乎完全被其西方盟友所接受,成為他們的共識,這正是很難和歐日這些大經濟體結成我們所期望的“反單邊主義統一戰線”的根本原因。

  

   應該承認,經過最近幾年的演變,目前國際經濟的格局和態勢對我國是非常不利的。但是我一直認為,這些外界壓力并不可怕,只要我們能夠盡快真正深化自身的改革,通過一系列制度變革制度創新做實做強自己,同時采取必要的措施調整對外關系,我們就完全有可能逐步走出困境,開拓出一個嶄新的局面。

  

   我們目前這種經濟體制、經濟結構、經濟模式及其所派生出的經濟增長方式,它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在某一段不算短的時期內可以把GDP的名義增長率搞得相當高;但問題是長此以往,產生的副作用也相當巨大。最大的副作用主要表現在4個方面:一是嚴重壓抑個人、企業乃至全社會的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二是投入產出效果差、效率低、浪費極大;三是流動性投放容易失控,導致通脹特別是土地價格暴漲等一系列惡果;四是極易使各種形式的腐敗滋生和蔓延。

  

   僅僅從上述4個弊端看,對我們國家的可持續發展和億萬百姓的福祉而言,這種經濟結構和經濟模式是很難長久維持下去的。因此,即便美國及其西方盟國不要求我們進行結構性改革,為了做實做強自己,為了自身的健康發展,為了國家的長治久安,我們也必須在這方面的深化改革上下功夫。

  

   由此看來,在我們常說的“真正深化改革”中,“結構性改革”不但是必需的,而且是最關鍵的。這并非主要由于美國和西方各國的壓力,而是因為它的確已經成為當前我們做實做強自己的最必要最根本的手段。我們講制度變革制度創新,指的就是結構方面的改革。

  

   比如,我們需要有計劃有步驟地將那些大量吞噬資源、效率低下、腐敗叢生、屢拖國民經濟和對外經濟貿易后腿的國有企業從一般競爭性一般營利性領域退出,把有限的國有資本改投到那些最需要發揮基礎性和主導作用的領域,讓眾多近年來被不斷“擠出”的最具活力和競爭力,效率和創造財富的能力遠遠高于國企的民營企業大量回歸這些領域,使“鼓勵”和“發展”民營經濟的口號真正落到實處,將這個某些人眼中的權宜之計轉化為一項長遠的基本國策,最終讓民營企業在一般競爭性一般營利性領域成為主力軍,使國民經濟和對外貿易對外投資的狀況得到根本性的改觀……毋庸置疑,盡可能加快這方面的“結構性改革”,并非為了滿足美歐日等國的要求,而是我們自身的迫切需要。

  

   比如,我們需要立即大幅度壓減各級政府直接支配和國有企業自行掌握的巨量低效、無效乃至“負效”投資,一方面大幅度減輕納稅人的負擔;另一方面改善投資結構,盡可能提高全社會的投資效益。盡量加快這方面的“結構性改革”,也非為了滿足美歐日等國的要求,而是我們自身的迫切需要。

  

   又比如,我們需要盡快大幅度地壓縮各級黨政機關的機構和冗員,大幅度削減其直接操控經濟的職能和耗費的巨額開支,使我們的黨政機關向馬克思所構想的“廉價政府”的方向過渡。其目標在于,一方面減少黨政機關對企業和經濟各個層面的干預,轉變經濟運行機制,盡可能降低交易費用和制度成本,大幅度提高微觀效益和宏觀效益;另一方面,把權錢交易所導致的腐敗壓縮到最低程度。可以看出,盡快下決心深化這方面的“結構性改革”,絕不是為了滿足美歐日等國的要求,而是我們自己強身健體的迫切需要。

  

   還比如,要在減少黨政機構和某些事業單位直接介入經濟的職能、大幅度壓縮公共開支的基礎上,大幅度地減稅降費。這樣做的結果,一是救活一大批民營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大幅度增強其活力和創新意愿創新能力,盡可能改善國民經濟的狀況,增強國家整體的國際競爭力;二是促進體制更快地向市場經濟轉軌;三是大幅度提高居民的收入和消費意愿消費能力,為國家的經濟轉型創造條件。很明顯,下大力量深化這方面的“結構性改革”,也絕非為了滿足美歐日等國的要求,而是我們自己強身健體的迫切需要。

  

   總而言之,從表面看“結構性改革”,似乎是美歐日等西方國家為了實現“公平貿易”對我們提出的要求,其實它更是我們做實做強自己的一條必由之路。目前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都看得十分清楚,時至今日,再想只靠多年來慣用的不斷發債、發票子、投放流動性,以及一味地上投資、上基建的老辦法來擺脫困境,已經無異于飲鴆止渴,不但效能迅速遞減,而且副作用越來越大——極而言之,這是一條走向自殺的不歸路。只有痛下決心,在結構性改革上動真格的,才是我們走出困境的最佳選擇。

  

   2019年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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