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濤:超越“美學”:知識生產與網絡影評的“社會學想象力”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46 次 更新時間:2019-07-21 23:38:52

進入專題: 網絡影評     知識生產     知識社會學  

劉濤  

   內容提要:不同于傳統影評圈子化、學術化、專業化的“存在方式”,社交媒體與生俱來的技術邏輯決定了網絡影評生產的社會化狀態與趨勢。如何把握網絡影評的社會功能,即網絡影評與社會現實之間的互動關系,知識社會學提供了一種有效的分析范式。網絡影評之所以能夠作為一種元文本重構電影的釋義體系,并且深刻地作用于一個時代的觀念體系,根本上源于其面向社會“痛點”的知識生產,特別是具有普遍公共性基礎的公共知識生產。網絡影評只有超越傳統的美學敘事框架,打通電影故事與現實故事的邏輯管道,賦予知識話語建構一種普遍的“社會學想象力”,才能在知識維度上真正開掘出一個理性討論的社會“公共空間”,進而實現知識社會學意義上的“社會影響”。

   關 鍵 詞:網絡影評  知識生產  知識社會學  互文性  公共性  社交媒體

  

   一、網絡影評的兩個學術維度:資本邏輯與社會邏輯

  

   任何電影必然攜帶著某種既定的話語形式——美學的、消費的、文化的、政治的意義體系,并嘗試在話語維度上編織某種可能的傳播效果,由此形成了我們考察電影實踐的不同認識維度和批評方法。如同互動營銷(interactive marketing)肯定了社會反饋在整個產品營銷實踐中的積極作用,①電影評論作為一種典型的話語形式以及受眾反饋方式,深刻地作用于電影傳播效果,與電影的口碑、票房、社會價值之間形成了統計學意義上的影響關系。②相關研究發現,電影評論不僅影響著一部電影的市場表現,同時也影響著電影工業的決策體系,更為重要的是作為一種生產性的話語形式影響了一個企業的價值觀。③

   探討電影評論與電影票房之間的關系和數據模型,成為電影評論研究中一個極為重要的學術領域。④相關的計量經濟學研究發現,人際影評(word-of-mouth)、專業影評(professional movie reviews)、網絡影評(online movie reviews)都以不同的方式成就了電影的票房神話,成為推動電影工業的重要影響因素。首先,就人際影評而言,亞瑟·德-瓦尼(Arthur De Vany)和大衛·沃爾斯(W.David Walls)的研究發現,市場邏輯決定了電影首周末的票房,而人際之間的口碑傳播則是影響一部電影長遠效益(long-term success)的首要決定因素。⑤其次,就專業影評而言,它必然會影響到電影,但對于不同的電影類型,其影響方式存在明顯的差異。比如,有學者基于荷蘭電影的實證數據研究發現:專業影評對于藝術電影而言會產生直接的影響效應(influence effect),其結果就是直接影響人們的行為決策和觀影行為,但專業影評在主流商業電影那里僅僅發揮著預測效應(predictor effect),即專業影評并不會直接影響人們走進電影院,但卻可以作為一個相關因素成為電影票房的重要預測指標⑥;最后,就網絡影評而言,伊洛納·德-勇(Ilona K.De Jong)和克里斯蒂安·伯格斯(Christian Burgers)通過對電影《蜘蛛俠》的個案研究發現,“在非線性擴散模型(nonlinear diffusion model)語境中,網絡影評的數量(volume)、效價(valence)和擴散程度(dispersion)都和未來的票房數據具有顯著的正相關性”。⑦

   網絡影評是一種高度媒介化的電影評論形式,即一種基于互聯網思維和邏輯而存在并發揮作用的電影評論。盡管說專業影評和網絡影評都是影響電影票房的重要因素,但二者對應的是不同的話語生產方式和輿論動員結構,最終體現為不同的影響效果。⑧如同《紙牌屋》的成功宣告了網絡影評是如何在大數據維度上拓展了電影生產的想象力,⑨網絡影評已經成為整個電影生產體系中一種非常重要的話語形式和符號實踐。目前,已有文獻關注網絡影評生產的資本邏輯:一是作為營銷策略的網絡影評,強調網絡影評如何上升為一種營銷手段并影響人們的觀影行為;二是作為預測指標的網絡影評,強調網絡影評與電影票房之間的數理關系,即網絡影評本身的立場和態度一定程度上能夠預測電影的市場表現。⑩

   作為整個電影實踐中非常重要的話語形式,網絡影評極大地拓展了電影本身的傳播效果。目前的研究主要關注網絡影評在電影工業體系中的資本邏輯,而本文則嘗試思考網絡影評的社會功能,即在傳播學維度上考察網絡影評與社會現實之間的互動關系。換言之,本文更多地關注網絡影評的社會意義,主要強調電影在公共議題建構層面的傳播政治功能。電影是否具有影響社會的政治功能,電影史上那些經典的電影實踐給出了肯定的答案。韓國電影《熔爐》關注歷史上發生在光州一所聾啞學校的兒童性侵事件,但影片并非停留在泛泛的社會批評層面,而是直擊韓國司法體系的諸多漏洞。影片對現實疼痛的深刻揭露與批判,激起了巨大的社會公共輿論,由此向整個國家拋出了一個拷問司法正義的沉重命題——誰來捍衛未成年人,特別是殘障孩子的生命尊嚴?最終在輿論的壓力下,韓國政府重新啟動當年的“仁和學校性侵事件”調查,同時陸續修訂并通過了一系列兒童權益保護法案,如《性侵害防治修正案》(又名“熔爐法案”)、《社會福祉法事業法修訂案》等。正是源于電影在社會司法層面的深刻影響,《熔爐》被譽為“一部改變國家的電影”。而類似于這樣的“改變國家的電影”,韓國電影人給出了一個長長的清單——《辯護人》《素媛》《追擊者》《殺人回憶》《恐怖直播》《出租車司機》《梨泰院殺人事件》……

   實際上,電影之所以能夠深刻地影響社會,一方面是因為題材本身觸及到了具體的“現實痛點”,另一方面則離不開網絡影評在社會公共議題建構上的話語影響。正是在網絡影評的話語生產實踐中,電影的社會維度不僅被發現了,而且被極大地激活了。電影從純粹的資本或藝術命題上升為一個社會公共議題,意味著電影的社會學內涵被發現了,其結果就是電影的資本邏輯開始讓位于社會邏輯。《熔爐》《辯護人》《出租車司機》等韓國電影“改變國家”的輿論背后,站立的是一篇篇石破天驚的電影評論——NO CUT新聞社的《從5.18事件到“熔爐法”,那些改變世界的電影》、NEWS1新聞社的《是什么呼吁了一千萬人,是差點成為獨立電影的〈辯護人〉》、SBS新聞社《從20代到60代,撼動了千萬人的電影〈出租車司機〉的力量》……轉型時期的中國問題為電影的藝術生命和文化堅守提供了永不枯竭的選題資源,我們有理由在被消費主義籠罩的資本實踐中重新尋找和思考電影的社會意義。

   中國電影能夠觸及什么“現實痛點”,提出何種性質的“現實之問”,實現多大程度的“現實動員”,《失孤》《盲山》《親愛的》《嘉年華》《二十二》《鋼的琴》《三峽好人》《我不是藥神》等電影都在努力探索一種聚焦現實疼痛的“中國故事”。這其中,《我不是藥神》則在藝術維度上拓展一個可能的現實話語空間,讓人們看到了彌足珍貴的“另一種現實”。從《人民日報》發出“很久沒有這么經典的中國電影了”的肯定,到李克強總理對抗癌藥物保供政策的直接批示,《我不是藥神》重新賦予了電影與社會、藝術與現實之間一種可能存在的詮釋邏輯和對話結構。2018年,中國電影《我不是藥神》的上映,引發了人們對于現實醫療問題的深刻追問。在中國電影評論史上,電影與評論之間實現了一次近乎完美的對接:有關《我不是藥神》的網絡評論瞬間刷屏,閱讀量“10萬+”的文章達到二百多篇。如果說大量的網絡影評還是停留在情感渲染層面的生命之嘆,那諸如《〈我不是藥神〉:尊嚴及啟蒙》《當生路在藥價前浮沉,誰是藥神?》《〈我不是藥神〉很感人,但批判的矛頭卻指錯方向了》《〈我不是藥神〉:為什么說救了全人類的藥企,才是真藥神》《是現實,還是煽情?醫藥界“反擊”〈我不是藥神〉》《〈我不是藥神〉中的藥企并沒有錯,錯在這個時代》《〈我不是藥神〉:為制藥公司叫屈的人們,別忘了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等網絡影評則呈現出傳統影評和新聞評論之間的一種“雜糅”形態,而且極大地開掘了影評話語的“新聞價值”,從而實現了電影在社會維度上的公共議題建構及其深層的現實再造功能。

   如何理解網絡影評的話語形式?按照約翰·R·扎勒的觀點,訊息主要包括兩種基本的類型:說服性訊息(persuasive messages)和線索性訊息(cueing messages)。不同于線索性信息旨在對事實和背景的描述,說服性信息“是采取某個立場或觀點而提供原因的論說或形象”,因而具有明確的修辭指向。(11)網絡影評必然體現為一種有關描述、情感、態度、觀點于一體的信息復合體。為了更加清晰地接近和把握網絡影評的社會影響,本文將網絡影評視為整個電影實踐中的一種話語形式和實踐環節,嘗試打開網絡影評的“社會學想象力”,從而在社會邏輯而非資本邏輯層面尋找電影的社會意義——網絡影評是否可以圍繞既定的社會問題而建構某種可能的知識話語,并“通過話語的方式”影響社會?

  

   二、知識社會學與網絡影評研究范式

  

   “社會影響”涉及網絡影評的傳播效果問題,其含義相對比較寬泛。只有明確電影與社會之間的互動維度和作用方式,才能真正把握網絡影評的社會學意義。《熔爐》《素媛》《辯護人》《出租車司機》等韓國電影之所以被稱為“改變國家的電影”,根本上是因為其在社會觀念層面的深層影響,即電影打開了一個理性認知的話語通道,從而建構了人們把握現實矛盾的新的認識觀念。簡言之,這些電影的話語主題并非局限在幽閉的電影院空間,而是延伸到現實世界的日常生存領域,并且在社會觀念而非其他認識層面重構了人們把握現實的話語方式。基于此,從社會觀念的話語維度來把握一部電影的社會影響,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文本與現實之間的作用方式及其互動結構。

   不難發現,一部電影能否回應一個時代的現實議題,能否建構某種啟蒙性的認識話語,特別是能否在社會觀念層面“有所作為”,直接決定了電影的社會影響及其效果。觀念(idea)植根于特定時代的文化表達,同時又深刻地作用于日常生活。在文本與社會之間,如何把握二者的互動關系?馬克思主義批評路徑給出了兩種常見的分析范式:一是文化唯物主義,二是知識社會學。兩種分析范式的差別在于我們對觀念本身的不同理解。觀念既是一種文化形式,也是一種知識形態。作為文化形式的觀念指向經驗的意識形態,尤其體現為人類的共同經驗,而共同經驗則是文化唯物主義對待文化的核心對象(12);作為知識的觀念往往和一個時代的群體意識密切相關,而群體意識恰恰是知識社會學的關注對象。(13)

   文化唯物主義將文化視為人類意指實踐(signifying practices)的集合,(14)認為文本生產過程具有一定的物質基礎,因而關注文化實踐的權力構造及其各種“政治化形式”。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從他擅長的文學批評研究發現,文化文本并不是簡單地“反映”現實,而是積極地生產“意義”,這些意義構成了文化唯物主義特別關注的觀念形態。(15)知識社會學是一種“關于知識和社會環境之間的實際關系的一種經驗理論”,(16)它將觀念視為所有知識材料中的一種話語形態,旨在考察既定歷史背景下社會力量(sociological forces)是如何作為一種決定因素介入到知識的生產與積累過程中。(17)換言之,知識社會學延續了馬克思主義批判范式,只不過從經濟決定論轉向了歷史-社會決定論,即任何思想或知識都受到歷史和社會環境的制約,因此強調在歷史-社會語境下揭示知識的生產原理及其與社會的互動過程。

相對于文化唯物主義非常明確的批判取向,知識社會學則不僅意味著一種經驗取向的認識理論,(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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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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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 《當代電影》 2018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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