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緝思:理想國的標準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434 次 更新時間:2019-07-19 23: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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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緝思 (進入專欄)  

  

   很多近現代政治家和思想家都描繪過他們心目中的理想社會,如馬克思和恩格斯論述的共產主義社會和孫中山的“天下大同”理念。不過他們的理想社會都建立在國家消亡的基礎之上。從今天來看,國家消亡還沒有任何現實可能。世界上預測未來50年、100年世界政治發展的著作很多,我沒有讀到其中任何一部認為主權國家體系或作為政治形態的國家,在可預見的將來會衰落下去。我認為,即使是從遠期來看,更現實的政治目標,不是促進國家消亡,而是建設相對來說治理良好的國家。

   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在他的名著《理想國》里討論的核心概念是正義(即本書所說的公正),指出正義是理想城邦的原則。柏拉圖把人的靈魂分為三個部分。最高的一部分是“用來學習的”,是為了認識真理,而不那么關心金錢和榮譽。這部分又可稱為“愛學和愛智”。靈魂較低級的兩個部分,一是“愛錢”,二是“愛榮譽”。由第一部分統治靈魂的人叫作“愛智者”或者“哲學家”;由金錢統治靈魂的人叫作“愛利者”;由榮譽統治靈魂的人叫作“愛勝者”。與此三種人相應,有三種形式的快樂。只有愛智者的快樂才是“真實的快樂”“純粹的快樂”,而愛利者和愛勝者始終得不到這種快樂。正義的政體應當由愛學愛智的哲學家來治理。愛利者(如農民、手工業者、商人)和愛勝者(如軍人)地位都應低于哲學家。在柏拉圖的“理想國”里,公正是首要的,軍事和財富是次要的。國家顯然應由精英政治主導,而不是讓平民主義居于統治地位。

   孔子和柏拉圖幾乎可以視為同一個時代的人。雖然古希臘城邦國家和中國春秋列國的國情很不一樣,但孔子和柏拉圖觀察政治的角度頗有些相通之處。《論語》的核心思想是“仁”。論及政治,孔子最著名的一句話是:“政者,正也。”這同柏拉圖關于“理想國” 的核心原則是正義的思想完全一致。

   《論語》記載了以下一段話:“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 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這段話是說:孔子認為,治理一個國家應當具備三個起碼條件:食、兵、信。但這三者當中,信是最重要的。如果只有兵和食,但百姓對執政者不信任,那這樣的國家也就不能存在下去了。《論語》又有記載說:“子適衛,冉有仆。子曰: ‘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 ‘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孔子在這里回答說,人多了, 要讓他們富裕起來;富裕起來以后,要對他們進行教育。換言之, 富民在先,教民在后。

   柏拉圖和孔子分別從正反兩面劃定了理想國的三個標準,就是要有公正,要豐衣足食,還要有維護尊嚴和安全的軍隊。在他們的年代,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等還沒有誕生或者流行,更沒有現代意義上的意識形態,所以本書中所說的“信仰”,在那個時代遠未成型。本書所說的信仰和公正,對應的是孔子所說的“信”和“正”,以及“教之”所要達到的目標。至于現代意義上的“人身自由”,在奴隸制和流行殉葬的古代社會,連基本的生存都沒有保障,自然是極其有限的。

   用本書歸納的五大目標來衡量,一個成功的、令人向往的國家應當是:

   第一,沒有嚴重的外部和內部的安全威脅,國內政治穩定,暴力犯罪率低;

   第二,國家和民眾都比較富裕,經濟穩步增長;

   第三,國家有相對統一的信仰體系、道德準則和主流價值觀,同時包容一部分公民所奉行的其他信仰,公民對國家認同度高;

   第四,公民之間貧富差距較小,公民平等在教育和社會保障體系中得到較好體現,社會不公能夠通過法律和政策調整得到矯正,抑制官員腐敗;

   第五,公民的自由權利得到充分保障,個人自由同民族、國家的自由相一致。也可以說,安全、財富、信仰、公正、自由五位一體,是衡量“成功國家”還是“失敗國家”的一個有機的指標體系。

   美國政治學者福山心目中良好的現代政治制度,即“成功國家”,應由強大的國家、法治、民主負責制所組成。福山稱贊丹麥,說它“是個具有良好政治和經濟制度的神秘國家,它民主、穩定、熱愛和平、繁榮、包容、政治腐敗極低”。中國政治學者劉瑜為福山的近著《政治秩序與政治腐敗》寫的導讀,講的就是“如何到達丹麥”——“有法治、又民主,政府還高效而廉潔”。

   我無意否認福山提出的衡量成功國家的尺度,只是想運用本書所提出的由五大目標所組成的指標體系,論證為什么可以認定丹麥等國為成功國家。如果說福山關心的是“如何使國家成功地到達丹麥”,我論證的則是“丹麥的成功表現在哪些方面”。

   丹麥作家漢斯·克里斯汀·安徒生以其美麗的童話舉世聞名, 而丹麥也因此得到“童話王國”的美稱,在世人眼里,丹麥在許多方面令人稱羨。丹麥自19 世紀下半葉實現工業化以后,在歐洲保持中立政策,一直沒有卷入戰亂。1940 年4 月9 日,法西斯德國背信棄義,入侵丹麥,第二天丹麥即宣布投降,“二戰”中經濟未遭受重大破壞。1949 年北約成立時,丹麥是第一批成員之一。丹麥積極參加國際維和行動。冷戰結束后,丹麥參與了北約對南斯拉夫、阿富汗、伊拉克的軍事行動。丹麥的國防預算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2% 左右,低于北約所要求的2% 的比例。就國內外安全而言,當代丹麥沒有遭受重大威脅,在環境保護、公共衛生等非傳統安全領域的業績出色。

   丹麥是世界上最發達的經濟體之一,2016 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5.34 萬美元,在世界排名第七。丹麥擁有諾和集團、樂高公司等世界著名品牌,科技領先。截至2017 年,丹麥人口有575 萬,呈緩慢增長趨勢,其中87% 的人口祖籍為丹麥。作為單一民族國家, 丹麥的移民政策相當嚴格,近年來只從波蘭、波羅的海三國等新近加入歐盟的國家吸收少量移民,多從事體力勞動。丹麥國民幸福指數很高,民族凝聚力較強。

   丹麥人的主要宗教信仰是基督新教路德宗。1953年通過的現行丹麥憲法規定基督新教路德宗為國教,國家予以支持。截至2017年1月,76%的丹麥國民是路德宗丹麥教會的成員。不過,憲法僅規定皇室成員必須是丹麥教會成員,其余的人均享有宗教自由,國家禁止宗教歧視。不過,最新民意調查顯示,只有19%的丹麥人認為宗教對他們的生活有重大意義。

   和其他北歐國家一樣,丹麥沒有經歷過政教合一的羅馬帝國統治,因此歐洲中世紀的等級觀念和特權思想難以在這個國家立足。歐洲宗教改革后的基督教教義推崇誠實可靠,排拒非分之想、不義之財。丹麥政府清廉指數很高,國內貧富懸殊不大,是世界上基尼系數最低的國家。

   在意識形態和社會習俗方面,丹麥是資本主義世界中最自由化的國家之一。1969年,丹麥成為世界上第一個使色情書刊合法化的國家;1989年,丹麥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允許同性婚姻的國家,2012年又正式通過法律使之合法化。英國智庫列格坦研究所進行的一項“繁榮指數”排名,綜合考量了各國在經濟平等、個人自由、社會寬容度、教育、健康、生態環境、國家治理、社會安全等各方面的指標,丹麥在2016年的這項排名中列全球第九。從上述指標看,丹麥被視為“最成功的國家”,在資本主義世界當之無愧。

   另一個北歐國家挪威,也同丹麥相仿,在各項社會發展指標中名列世界前茅。比如,在上述列格坦研究所的“繁榮指數”的2016年排名中,挪威名列全球第二;2016 年挪威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高達7.08 萬美元,全球排名第三。這兩項指標都領先于丹麥。挪威出生、在英國牛津大學任教的政治學者斯坦·林根,發表過一篇題為《世界上最好的民主國家究竟有多好》的案例研究,對挪威大加贊揚。他說,挪威是“當今最健康最標準的民主國家之一”。他描述道,挪威工業化進程從20 世紀初才開始,在不到一個世紀的時間里,該國就從一個赤貧國家轉變為當今世界上幾乎最富有的國家。“二戰”期間,挪威遭到法西斯德國5 年的殘酷統治,這一痛苦經歷強化了挪威人的自由、平等思想。現今的挪威社會福利優厚,性別平等,社會和諧,教育發達,社會沖突很少,犯罪率低,政府廉潔,家庭幸福(在歐洲國家中出生率最高),國家財政盈余,等等。但林根同時指出,挪威的代議制民主出現了衰落現象,國民的價值觀和社會生活開始缺少凝聚力和生命力。

   在福山的著作里,中美洲小國哥斯達黎加被描繪為“治理良好的民主國家”和“擺脫拉丁美洲天生缺陷的一個好榜樣”。 哥斯達黎加是族群構成相當單一的國家,白人和印歐混血種人占總人口的95%、黑人占3%、印第安原住民約占0.5%、其他民族占1.5%, 95% 的居民信奉天主教,少數人信奉基督教和猶太教。早在1948 年,哥斯達黎加就宣布廢除常備軍,成立國民警衛隊,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沒有軍隊的國家,從此杜絕了軍人干政的可能性。這個國家靠1.8 萬人的警察隊伍維持治安。2016 年,哥斯達黎加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 11 825 美元,在拉美地區名列前茅。按美國非政府組織“自由之家”一年一度的《世界自由度》概覽評估,哥斯達黎加是世界上自由度最高的國家之一。福山說:“哥斯達黎加人自己認為,他們一直有平等和民主的文化。”

   我在2013年曾經訪問過哥斯達黎加,對這個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生活水平、服務質量感覺一般,卻對該國人民的自豪感印象深刻。在同哥斯達黎加的知識精英交談時,我問他們對本國的世界地位如何評估,即屬于西方國家還是非西方國家、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他們毫不猶豫的回答讓我有些吃驚:“我們當然是西方國家——我們是白人,講西班牙語,信奉天主教。另外,哥斯達黎加還是民主國家!”

   上述三個西方人眼中的“良治國家”,以及在國內安全、經濟發展、信仰體系、平等公正、個人自由等領域表現相對良好的其他國家,如芬蘭、瑞典、愛爾蘭、冰島、捷克、斯洛伐克、日本等,固然有其制度、文化傳統等方面各自的優點,但有一個容易被忽略的共同特色——它們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單一族群國家。在全球化浪潮沖擊下,單一族群國家一旦放松了移民政策,允許大規模的外來移民進入本國的勞動力市場,并聚居于中心城市,這些國家的基尼系數肯定要迅速上升,社會凝聚力和國內治安也會受到嚴峻考驗。日本在老齡化、少子化日益嚴重的今天,如果能多吸收一些外國移民,應該能推動經濟發展。但是,許多日本人對本土文化和民族同質性有很強的自豪感,不愿以同質性和安全感為代價換取經濟增長。因此,移民是日本和其他單一族群國家長期引起爭議的問題。安倍晉三領導的日本現政府將提升日本跌入谷底的生育率作為優先事項,同時想通過吸收更多女性和老年人進入勞動力市場以填補空白,而非借助移民。

   實際上,哪怕是微小的異族影響,也會對傳統的同質社會造成巨大的心理沖擊。上文提到的林根對挪威社會凝聚力的擔憂,絕不是空穴來風。他關于“挪威究竟有多好”的案例研究發表之后不久,挪威就出現了驚人慘案。2011 年7 月22 日,挪威人安德斯·貝林·布雷維克在挪威政府辦公大樓前引爆威力巨大的汽車炸彈,然后又在首都奧斯陸以西的小島上槍殺參加挪威工黨青年團夏令營的人群,共造成77 人死亡、300 多人受傷。布雷維克是退伍軍人、激進的基督徒,持極端右翼民族主義思想,仇視穆斯林、左翼人士和外來移民。這場慘案曾經震驚全球,也給北歐國家的社會穩定和團結敲響了警鐘。

回顧丹麥、挪威這些“成功國家”從誕生到現在的歷史,可以看到它們在很大程度上是“天生”的,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對于一個在族群、宗教、文化上多元的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如何到達丹麥”,不僅涉及政治制度,更需要考慮如何實現各族群融合的問題。全球化很容易使現有的單一族群國家變成族群多元的社會,但把族群多元社會轉化為單一族群國家的努力,(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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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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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世界政治的終極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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